時間：2022-05-30 15: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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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xù)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21世紀人口戰(zhàn)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視角出發(fā)，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fā)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fā)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yōu)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qū)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學術界在人口戰(zhàn)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fā)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huán)境上追趕發(fā)達國家;2)穩(wěn)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yōu)的穩(wěn)定狀態(tài)。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xù)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qū)（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qū)，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jié)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jié)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guī)律調節(jié)，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jié)，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fā)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huán)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guī)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fā)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fā)達國家一樣持續(xù)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fā)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fā)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fā)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fā)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yè)化幾乎同時發(fā)生，而歐洲是在工業(yè)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fā)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fā)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huán)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fā)展的規(guī)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jié)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qū)穩(wěn)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fā)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fā)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fā)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jié)手段應該發(fā)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qū)區(qū)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fā)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qū)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qū)，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wěn)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wěn)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qū)，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jié)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wěn)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fā)達地區(qū)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qū)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qū)人口向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fā)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zhàn)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huán)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xù)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zhàn)略與對策[D].戰(zhàn)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1.從外觀上規(guī)劃欠缺，布局凌亂，存在各種安全隱患
走進鄭州的城中村，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由于城中村土地資源珍貴，加個房租收益可觀，村民自己建的到處是握手樓、接吻樓，并且在走訪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現過坍塌的事件，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幾條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稱不上道路，最多可稱為“小巷”，擁堵嚴重；城中村沒有什么配套的設施，環(huán)境臟亂，隨處可見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沒有配備消防栓等應急設備，況且道路狹窄，一旦發(fā)生火災，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
2.城中村流動人口遠遠超過本村村民
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十三萬多人，但本村村民僅一千八百余口，外來租戶卻有十幾萬人。這十幾萬外來人口人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對便宜，但“見風長”現象嚴重
廉價的租金是流動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們租不起小區(qū)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見風長”現象嚴重。隨著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的不斷進行，流動人口向沒有拆遷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瘋長。在沙門村調查中，一位被調查的外來人口說：“一間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個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現在漲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觀，每戶每年房租收入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這些村民大多沒有工作，坐等收租，他們的后代也大多沒有穩(wěn)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鋪林立，小商販集中
通過調查發(fā)現，他們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靠城中村擺攤收入維持生計，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導致這部分人大量失業(yè)。
二、鄭州市城中村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分析
（一）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及作用
1.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
流動人口是指來自非鄭州地區(qū)的、非鄭州戶籍的、在鄭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員。他們主要由剛畢業(yè)的大學生、農民工構成，這些人員幾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鄭州市流動人口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第一，人數多，增長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鄭州市區(qū)流動人口達340萬，且每年以25%的速度遞增，城區(qū)人口密度僅次于廣州，居全國第二位。第二，流動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壓力大。流動人口工資相對較低，他們買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guī)Э?，精神和物質上承受較大的壓力。并且隨著城中村的拆遷改造而不斷搬遷，越來越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動人口對鄭州城市發(fā)展的作用
流動人口提供了城市經濟和各項事業(yè)發(fā)展所需的勞動力資源。城市建筑方面最為明顯，城市建筑行業(yè)絕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用辛勤勞動換來了城市發(fā)展的日新月異。流動人口拉動了城市消費，為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提供了需求動力。流動人口帶來了不同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溝通，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有助于建立開放的城市文化。流動人口中有著許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長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許多剛畢業(yè)的大學生通過創(chuàng)業(yè)或就業(yè)，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為城市的發(fā)展不斷注入新鮮活力。
（二）城中村滿足流動人口生存與發(fā)展的需要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現在，城中村成為鄭州市流動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與發(fā)展的空間。
1.城中村暫時解決了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
以高皇寨為例，我們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13萬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來租戶十幾萬，這些租戶主要是畢業(yè)大學生、農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們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對較低。如柳林村不遠的二十一世紀社區(qū)居易國際一間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樣面積的房子每月房租僅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決了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
2.城中村解決了一部分流動人口的就業(yè)問題
城中村的個體戶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他們以在城中村擺攤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這些外來人口年收入頗豐。當問及對是否贊同城中村拆遷改造時，他們明顯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拆遷就等于失業(yè)。
3.城中村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鄭漂族”中的多數青年人是畢業(yè)不久的大學生，往往具有一定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知識技能，他們主要尋求在文化產業(yè)、高新技術產業(yè)等領域一展抱負，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發(fā)展下去，他們很多人選擇暫時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為農民提供了逐漸適應城市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念的場所，為進城農民融入城市起著橋梁紐帶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城中村也為中國城鎮(zhèn)化的推進起著“中轉站”的作用。四、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中流動人口面臨的窘境流動人口本身在住房、醫(y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無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鄭州市的城中村與城市發(fā)展的矛盾日益凸顯，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來流動人口。現實情況是現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動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歸結為外來流動人口，簡單地采取一律轟走的粗暴方式，這是沒有道理的。政府和社會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對村民的拆遷補償安置上，城中村的拆遷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動人口面臨窘境。第一，住房難問題將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將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動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難問題將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閑置房有限，供給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大批流動人口租房帶來的需求增加必然會導致房屋租金上漲；另一方面，在流動人口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投入過高的租金來租小區(qū)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這將導致一部分流動人口將難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腳投票”，選擇離開。第二，大量流動人口將面臨失業(yè)。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動人口較多，城中村的拆遷改造，使這些商販無法繼續(xù)其生意，相當一部分的人口將面臨失業(yè)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學畢業(yè)生將面臨失業(yè)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來的大學生，這些群體工資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遷，他們難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無法解決其住宿，他們則可能陷入失業(yè)的恐慌。第四，社會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會流落街頭。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還不能照顧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動人口過多，而優(yōu)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難以“排上號”。一些以打零工為生的人群可能會流落街頭，無家可歸。
三、總結
（一）改造歷程及分析
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從2003年出臺政策至今已走過12年的歷程，2005年西關虎屯成功爆破拉開了鄭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十年間，城中村改造取得了豐碩成果，小李莊、燕莊、西關虎屯，一躍成為鄭州商業(yè)新地標；十年間，西史趙、燕莊華麗轉身為鄭州華麗高檔小區(qū)典范，形成了風靡全國的“鄭州模式”；十年間，陳寨、廟李、劉莊構成鄭州最大的流動人口集聚地。鄭州市城中村改造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鄭州城區(qū)228個自然村，如今已有170個獲批改造。截至目前鄭州市三環(huán)以內最后一個城中村西韓砦村改造計劃已正式公布，鄭州三環(huán)以內將再無城中村，而針對三環(huán)以外的城中村也將陸續(xù)啟動拆遷改造。但城中村改造過程中但始終存在這樣一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即流動人口問題。稍作觀察即可發(fā)現，隨著城中村拆遷改造的步伐，流動人口越來越向還未被拆遷改造的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集中且規(guī)模越來越大，在沙門村，和一位年輕小伙交談中得知，他來鄭州兩年了，剛到鄭州時是關虎屯（鄭州市二環(huán)以內城中村）的租客，沒多久關虎屯就要拆了，現在搬到沙門村（鄭州市三環(huán)以外城中村）。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將使流動人口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難以解決，這也將是城市城中村后期改造中面臨的首要難題，因此，不可能再像城中村改造之初那樣忽略居住在城中村的這些流動人口了。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這以特定群體的安置問題，在城中村改造后期如果處理不好這一問題的話，將造成城市人才外流，城市住房危機，城市不和諧等一系列不利于城市發(fā)展的社會問題。
（二）城中村現狀分析
1.從外觀上規(guī)劃欠缺
布局凌亂，存在各種安全隱患。走進鄭州的城中村，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由于城中村土地資源珍貴，加個房租收益可觀，村民自己建的到處是握手樓、接吻樓，并且在走訪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現過坍塌的事件，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幾條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稱不上道路，最多可稱為“小巷”，擁堵嚴重；城中村沒有什么配套的設施，環(huán)境臟亂，隨處可見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沒有配備消防栓等應急設備，況且道路狹窄，一旦發(fā)生火災，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
2.城中村流動人口遠遠超過本村村民
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十三萬多人，但本村村民僅一千八百余口，外來租戶卻有十幾萬人。這十幾萬外來人口人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對便宜
但“見風長”現象嚴重。廉價的租金是流動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們租不起小區(qū)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見風長”現象嚴重。隨著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的不斷進行，流動人口向沒有拆遷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瘋長。在沙門村調查中，一位被調查的外來人口說：“一間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個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現在漲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捎^，每戶每年房租收入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這些村民大多沒有工作，坐等收租，他們的后代也大多沒有穩(wěn)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鋪林立，小商販集中
通過調查發(fā)現，他們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靠城中村擺攤收入維持生計，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導致這部分人大量失業(yè)。
二、鄭州市城中村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分析
（一）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及作用
1.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
流動人口是指來自非鄭州地區(qū)的、非鄭州戶籍的、在鄭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員。他們主要由剛畢業(yè)的大學生、農民工構成，這些人員幾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鄭州市流動人口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第一，人數多，增長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鄭州市區(qū)流動人口達340萬，且每年以25%的速度遞增，城區(qū)人口密度僅次于廣州，居全國第二位。第二，流動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壓力大。流動人口工資相對較低，他們買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guī)Э?，精神和物質上承受較大的壓力。并且隨著城中村的拆遷改造而不斷搬遷，越來越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動人口對鄭州城市發(fā)展的作用
流動人口提供了城市經濟和各項事業(yè)發(fā)展所需的勞動力資源。城市建筑方面最為明顯，城市建筑行業(yè)絕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用辛勤勞動換來了城市發(fā)展的日新月異。流動人口拉動了城市消費，為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提供了需求動力。流動人口帶來了不同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溝通，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有助于建立開放的城市文化。流動人口中有著許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長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許多剛畢業(yè)的大學生通過創(chuàng)業(yè)或就業(yè)，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為城市的發(fā)展不斷注入新鮮活力。
（二）城中村滿足流動人口生存與發(fā)展的需要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現在，城中村成為鄭州市流動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與發(fā)展的空間。
1.城中村暫時解決了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
以高皇寨為例，我們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13萬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來租戶十幾萬，這些租戶主要是畢業(yè)大學生、農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們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對較低。如柳林村不遠的二十一世紀社區(qū)居易國際一間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樣面積的房子每月房租僅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決了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
2.城中村解決了一部分流動人口的就業(yè)問題
城中村的個體戶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他們以在城中村擺攤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這些外來人口年收入頗豐。當問及對是否贊同城中村拆遷改造時，他們明顯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拆遷就等于失業(yè)。
3.城中村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鄭漂族”中的多數青年人是畢業(yè)不久的大學生，往往具有一定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知識技能，他們主要尋求在文化產業(yè)、高新技術產業(yè)等領域一展抱負，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發(fā)展下去，他們很多人選擇暫時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為農民提供了逐漸適應城市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念的場所，為進城農民融入城市起著橋梁紐帶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城中村也為中國城鎮(zhèn)化的推進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三、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中流動人口面臨的窘境
【關鍵詞】人口問題；教育影響；教育約制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累計少生4億多人，節(jié)約了9萬多億元撫養(yǎng)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fā)展。
但由于人口發(fā)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fā)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wěn)定、教育快速發(fā)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fā)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fā)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fā)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年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9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guī)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萬左右的速度繼續(xù)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70億，2050年前后將是16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yōu)勢，部分地區(qū)超生比例超過30‰，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xù)9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萬人，形成了連續(xù)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xù)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半p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xù)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wěn)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年，大陸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達到10.4%;2025年達到13.59%;2030年達到16.59%;2035年會20.13%。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fā)展。③4.流動人口規(guī)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yè)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年的7000萬增加到2003年的1.4億，10年內翻了一番，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至35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⑤5.性別比持續(xù)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107之間。但自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5,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9,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6,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線。⑥6.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fā)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yè)年限；15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達到44.84%,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從業(yè)人員中，文盲占8%,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yè)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7%。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2001年人文發(fā)展報告顯示，1987—1997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人，而日本為4909人，美國為3676人，俄羅斯為3587人。⑧另據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9%,受累家庭達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職業(yè)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yè)從業(yè)人員比重過大。2001年我國三級產業(yè)就業(yè)結構比重為50.0∶22.3∶27.7,無論是與發(fā)達國家還是與發(fā)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yè)從業(yè)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yè)從業(yè)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fā)達國家或新興工業(yè)化國家，第三產業(yè)從業(yè)人員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3%、44.1%與39.8%,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yè)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yè)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wèi)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qū)域經濟教育發(fā)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54%,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13%;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46%,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qū)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qū)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fā)，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fā)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fā)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fā)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yǎng)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yǎng)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初中平均為23,2001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31,初中為16.99,農村小學僅為10.19,農村初中僅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9%和6.7%。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年全國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3%,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年我國少兒人口（0-14歲）為2.89億人，2004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萬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25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5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6%,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6%。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1測算，2005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7%,職業(yè)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2%。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guī)模增長近1倍的發(fā)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yè)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1999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與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yè)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年城區(qū)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年的51%,東城區(qū)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1,估計約有50%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tài)，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年開始持續(xù)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xù)了16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年相比，小學（1991年）為2.72倍，中學（1997年）為1.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xù)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wěn)定發(fā)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yè)、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fā)展規(guī)模?；A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fā)展的規(guī)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規(guī)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qū)中等職業(yè)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穩(wěn)步發(fā)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重視培養(yǎng)高層次創(chuàng)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yè)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yè)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guī)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yè)向第三產業(yè)轉移的趨勢。職業(yè)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yè)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yè)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zhàn)。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yè)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yè)、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fā)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tài)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wěn)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yǎng)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huán)境轉換與城鄉(xiāng)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qū)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年對湖北省部分鄉(xiāng)鎮(zhèn)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人。l|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qū)，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fā)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qū)，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fā)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guī)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fā)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guī)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yǎng)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fā)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yōu)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yōu)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yōu)生優(yōu)育的認識，懂得優(yōu)生優(yōu)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yōu)生優(yōu)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jié)育優(yōu)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qū)；發(fā)揮多學科的優(yōu)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wèi)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tài)環(huán)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fā)展、人力資源開發(fā)、環(huán)境、公共衛(wèi)生與法律法規(guī)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fā)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yǎng)。提高各級各類正規(guī)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guī)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xù)，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yǎng)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fā)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fā)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yè)的待業(yè)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yè)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guī)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xù)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yè)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xù)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wèi)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fā)、烹調營養(yǎng)、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fā)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yǎng)各種專業(yè)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刂迫丝谂蛎洠瑧獜亩喾矫嬷?，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jié)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fā)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74、3.81、3.08、2.41與1.94。2001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4、3.4、7.0、18.9與36.5。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學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傳宗接代”、“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huán)。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yè)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jié)育方法，愿意優(yōu)生優(yōu)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yōu)生、遺傳、營養(yǎng)衛(wèi)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yǎng)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tài)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年，我國15歲至19歲人口為1.03億人l~,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yè)人員成倍增加》，
[2]胡鞍鋼《：聚焦中國人口國情》《，學習月刊》2007年15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zhàn)》，《人口與發(fā)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義《：13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zhàn)》，
[5]王惠詩《：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yè)》《，當代經濟》
2008年第5期。
[6]陳俐《：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頁，第315頁，第61、317、318頁，第299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fā)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頁。
[11]沈百福《：我國教育投資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年第2期。
[12]陳鈕芬《：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年第2期。
[13]蔡昉主編《：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4頁，第48頁。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xù)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xù)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21世紀人口戰(zhàn)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視角出發(fā)，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fā)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fā)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yōu)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qū)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學術界在人口戰(zhàn)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fā)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huán)境上追趕發(fā)達國家;2)穩(wěn)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yōu)的穩(wěn)定狀態(tài)。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xù)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qū)（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qū)，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jié)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jié)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guī)律調節(jié)，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jié)，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fā)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huán)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guī)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fā)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fā)達國家一樣持續(xù)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fā)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fā)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fā)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fā)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yè)化幾乎同時發(fā)生，而歐洲是在工業(yè)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fā)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fā)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huán)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fā)展的規(guī)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jié)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qū)穩(wěn)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fā)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fā)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fā)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jié)手段應該發(fā)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qū)區(qū)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fā)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qū)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qū)，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wěn)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wěn)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qū)，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jié)方式。超級秘書網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wěn)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fā)達地區(qū)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qū)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qū)人口向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zhàn)略與對策[D].戰(zhàn)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zhàn)略目標人口調節(jié)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fā)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zhàn)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huán)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xù)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zhàn)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xù)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zhàn)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21世紀人口戰(zhàn)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視角出發(fā)，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fā)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fā)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yōu)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qū)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學術界在人口戰(zhàn)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fā)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huán)境上追趕發(fā)達國家;2)穩(wěn)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yōu)的穩(wěn)定狀態(tài)。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xù)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wěn)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qū)（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qū)，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jié)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jié)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guī)律調節(jié)，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jié)，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fā)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huán)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guī)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zhàn)略與對策[D].戰(zhàn)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xù)發(fā)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國家在2004年開始實施中部崛起計劃以來（中部崛起是指促進中國中部經濟區(qū)———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項中國中央政策，2004年3月5日首先由總理提出），安徽省的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奠定了基礎。但是，安徽省在以后的發(fā)展中仍面臨著幾個重大問題。
1.1人口基數龐大以及增長率過快，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落后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總人口數（戶籍人口）已從2000年的6245萬迅速增至現在的6800多萬人，十年共增加616.7萬人，增長了9.9%，年平均增長達0.95%。人口問題不僅表現在增速迅猛，而且還表現在基數龐大，根據第五、六兩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人口規(guī)模都躍居全國前十位，是人口大省。一方面為了供養(yǎng)不斷增長的人口，不得不加大對資源的開發(fā)和掠奪，同時破壞和污染自然環(huán)境，造成人們賴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資源迅速減少以及水資源、土地資源等一些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嚴重惡化，從而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另一方面，人口基數的龐大且增速不斷加快，致使人均GDP下降，人們用于可支配收入減少，從而消費總量降低，人們消費的減少勢必會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fā)展。2012年安徽省全年地區(qū)生產總值為17212.05億元，位于全國第十四位，但是人均GDP只有28792元，位于全國第二十六位，僅高于廣西、、云南等西部地區(qū)，而東部一些經濟發(fā)展較好的省份如江蘇省、浙江省，人均GDP已分別達到了68347元和63266元。同時就安徽省的產業(yè)結構來看，安徽省的GDP主要來自第二產業(yè)，與東部經濟較好省份相比第三產業(yè)比重不足，其中第二產業(yè)中高耗能行業(yè)比重偏高，“粗加工、低技術”比重較大。所以就目前安徽省的經濟發(fā)展狀況來看，其形勢不容樂觀。
1.2人均資源占有量少且分布不均安徽省的土地總面積為13.94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總面積的1.45%。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人口總量（常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46%，平均人口密度為495人/平方公里，與全國平均人口密度139人/平方公里相比，安徽省表現出了人口稠密，土地資源短缺等特征。由于人口基數的龐大，全省人均主要資源占有量很低，2008年人均耕地為1.40畝，人均淡水資源為1100立方米，人均森林蓄積量為1.7立方米，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就分布情況來看，耕地面積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區(qū)，而淡水資源多分布在皖南山地、丘陵地帶，由于農業(yè)灌溉對水資源的需求很大，而水資源的分布不均致使北方平原農業(yè)發(fā)展遇到了瓶頸。水資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不僅與耕地產生了矛盾，同時與人口的分布也產生了矛盾，如淮北平原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40.8%，地表水資源僅占全省總量的12.5%，皖南山區(qū)人口占9.8%，而地表水資源卻占40.6%，人均擁有地表水量淮北與皖南山區(qū)相差13.5倍。因此，在人均資源占有量少的情況下，人均資源的分布不均導致突顯的矛盾更加加劇。
2安徽省發(fā)展中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安徽省的人口規(guī)模不斷擴大。人口作為一切活動的主體，對資源的合理開發(fā)利用，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產生重要推力作用。但是人口作為自身因素也會產生一些列人口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的動態(tài)過程。當今國際通用標準用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一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如果該比重達到7%，就稱這個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口類型為老年型人口。2010年安徽省65歲及以上人口占安徽省總人口比重為10.18%，比重已經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8.87%，同時比2000年增長了2.73%，比1990年增長了4.77%，增長速度逐漸加快。由此可見安徽省不僅已經邁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時加上醫(yī)學的突飛猛進，人們的壽命不斷的延長，人口老齡化是各國必然面臨的問題。由于自20世紀80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安徽省的人口出生率大減，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安徽省0-14歲少兒人口僅為17.98%，與2000年相比，下降了7.54%，與1990年相比，下降了10.41%。由此可以看出，0-14歲少兒人口比例在不斷下降，并且下降速度逐漸加快，大大低于歐美發(fā)達國家25%左右的通常比例，出生率的大大降低長時間勢必會造成人口老齡化比重加大。同時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贍養(yǎng)比不斷上升，使得安徽省是在經濟欠發(fā)達的情況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目前安徽省的養(yǎng)老保險制度覆蓋面比較狹窄，一般多集中在城鎮(zhèn)地區(qū)，廣大的農村地區(qū)主要還是依靠家庭養(yǎng)老，而且安徽省又是農業(yè)大省，農村的人口比重占到了72.5%（2011年），龐大老年群體養(yǎng)老需求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加大社保的投入必然要相應增加，社會養(yǎng)老保險的負擔加重。
2.2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衡人口出生性別比是一個重要的衡量男女兩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標志。國際上一般以每出生100個女性人口相對應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數值來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口出生性別比值在103-107為正常范圍，即每出生100個女嬰，則應出生男嬰數量要比女嬰多3-7個。
2.2.1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xù)上升根據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人口出生性別比不僅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升高趨勢，而且出生人口性別比比值要遠遠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且增長迅速，尤其在1990年至2000年這十年間增長趨勢最為顯著，其形勢不容樂觀。
2.2.2城鄉(xiāng)人口出生性別比差異大安徽省的出生性別比存在著顯著的城鄉(xiāng)差異。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別比自1982年以來，城鎮(zhèn)和農村性別比均高于107，偏離了出生性別比的正常范圍，且農村的出生性別比明顯高于城市。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城鎮(zhèn)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26.24，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36.88，均達到了歷年來的峰值，并且，城鄉(xiāng)間出生性別比的差距呈逐步擴大的趨勢。
2.2.3出生人口性別比隨孩次而攀升安徽省的出生性別比存在著明顯的孩次差異，一般情況下，第一孩的出生性別比都在正常范圍內，但隨著孩次越高出生性別比偏高程度就會越嚴重。如2010年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別比為113.01，已經偏高；第二孩的出生性別比迅速升高到168.32，嚴重偏高；第三孩及以上孩次均超過245以上。安徽省出生性別比失衡主要原因有：
（1）受傳統文化因素影響。中國自母系氏族社會開始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時，女性地位出現不斷的下降，而男性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所以這些社會中的家族體系導致了強烈的男孩偏好和隨之而來對女孩的歧視。時至至今，男性被認為“傳宗接代”“祭祖送終”的傳統文化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尤其在很多農村地區(qū)形成“養(yǎng)兒防老”、“多子多?！钡纫恍﹤鹘y觀念。
（2）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與家庭的計劃生育計劃相矛盾。安徽省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規(guī)定具有城鎮(zhèn)戶口的夫妻只能生一胎，具有農村戶口的夫妻在第一胎生育女孩的情況下允許生二胎。因此，很多育齡婦女在懷孕期間通過B超等科技手段來鑒定嬰兒性別，使生育選擇性別有了可能性，從而將會導致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尤其在二孩上。
2.3人口素質相對較低且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質是反映人口總體內在的質的規(guī)定性的范疇，一般包括人口的身體素質、思想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F在所說的人口素質大多是通過人口科學文化素質體現出來，而衡量一人的文化素質主要是通過受教育年限以及文化程度來體現。根據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人口素質整體提高，總人口中具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程度的人口為398.5萬人，占總人口的6.67%，比2000年提高了4.43%；具有高中程度的人口為641.0萬人，比2000年提高了3.08%；具有小學程度人口為1662.9萬人，比2000年下降了9.48%。但是在與東部一些發(fā)達省份相比，安徽省的人口素質存在普遍偏低。同時，在總人口素質提高的同時，從人口素質分布地域方面看，高素質的人口一般多集中在城市地區(qū)，而地域廣闊的農村地區(qū)人口素質偏低，人才優(yōu)勢多集中在城市地區(qū)，人才分布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這使得廣大的農村自然資源得不到有效的開發(fā)和合理的利用。同時農村人口素質的低下還表現在對資源掠奪式的經營，導致耕地減少，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等一些環(huán)境問題，將嚴重制約安徽省經濟快速發(fā)展。
2.4勞動力年齡人口基數大、增長快，就業(yè)壓力增加，壓迫經濟發(fā)展勞動力年齡人口是指15-64歲年齡段的人口，安徽省勞動力年齡人口增長快于其他年齡段人口的增長。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雖然總人口（戶籍人口）一直呈增長趨勢，總人口的增加勢必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增加。2010年安徽省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4275萬人，比2000年增加近250萬人（2000年為4012萬人），年均新增勞動年齡人口24.2萬人。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快速增長且基數龐大勢必會增加就業(yè)的壓力，根據資料顯示，一方面安徽省城鎮(zhèn)人口登記失業(yè)率由200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3.7%，失業(yè)率持續(xù)攀升，另一方面由于安徽省農村人口比重大，龐大的勞動力年齡人口出現在農村，且勞動力文化素質偏低，隨著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廣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轉型。如果能使這些剩余勞動力充分就業(yè)將會相應的促進經濟的發(fā)展，但是如果不能就會增加社會負擔拖累經濟發(fā)展并且會引發(fā)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在勞動力年齡人口快速增長且基數龐大的情況下，能否發(fā)揮勞動力資源優(yōu)勢，成為振興安徽經濟的關鍵。
3解決安徽省人口問題的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問題是錯綜復雜的，是困擾安徽省當前以及今后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一大障礙。解決人口問題，要結合社會的方方面面，它與與經濟、政治、資源、環(huán)境等方面密切相關。因此，只有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采取綜合措施、正確引導才能解決人口問題，才能為振興安徽經濟創(chuàng)造良好的人口環(huán)境。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3.1發(fā)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改善就業(yè)問題隨著中部崛起計劃的實施，安徽省的發(fā)展對人口素質的要求會進一步提高，低素質的勞動力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所以必須要不斷提高安徽省的人口素質。在提高人口素質的同時，還要注意人口素質分布不合理問題。所以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首先，必須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經費以及師資力量的投入，尤其是一些貧窮落后偏遠山區(qū)，改善其教育環(huán)境，要讓更多的人有學上，能享受到教育資源，同時政府應制定優(yōu)惠政策鼓勵廣大教育工作者到農村以及一些偏遠山區(qū)從事教育工作，通過學校的正式教育以及教師正確引導來改變人口素質低下的情況。其次，要大力發(fā)展農村的職業(yè)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要加強對其專業(yè)技能的培訓，尤其是失業(yè)人口的再就業(yè)技能培訓，確保其具有專業(yè)崗位技能。同時要鼓勵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降低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的門檻，從而能吸收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改善人口的產業(yè)結構分布狀況，促進第一產業(yè)人口向第二、第三產業(yè)轉移，努力把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提高到能與經濟發(fā)展相適應的軌道上來。對于解決高素質人才（尤其大學生）就業(yè)問題，要制定優(yōu)惠政策，鼓勵其自主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造新的就業(yè)領域，同時對于高校畢業(yè)生要擺正心態(tài)，鼓勵其到西部、農村等基層去工作，豐富基層領域，解決基層所需。再次，要注重人才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防止人才流失。只有這樣，安徽省的發(fā)展才具有可持續(xù)性，才能形成永久效益。
3.2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安徽省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且發(fā)展迅速是在經濟發(fā)展水平并不高的基礎上，即所謂“未富先老”。因此，首先努力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盡量減小城鄉(xiāng)差距。建立覆蓋全省的、包括廣大農村老年人口在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時，保障的公平、平等不僅要在社會保障項目中的社會福利、社會救助中體現，也要在社會保障的其他項目中，如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等保障項目中體現；其次，要發(fā)揮政府在養(yǎng)老保險基金的運營、管理、監(jiān)督等環(huán)節(jié)的基礎性作用，政府要將社會保障作為一項長久的制度安排，并且財政就要由現在的半到位發(fā)展為真正全面到位，確保養(yǎng)老保險制度落到實處，從而使養(yǎng)老保險資源得到優(yōu)化配置；再次，要從現有的現收現付制度下逐步過度到基金積累制的體制下（養(yǎng)老保險的市場化），要借助市場機制，有效發(fā)揮企業(yè)和個人的積極性，如進一步發(fā)展企業(yè)年金計劃以及獎勵個人養(yǎng)老儲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