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1 15: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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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問題是學術界對城市化問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已有大量的相關研究成果可以參考。本文從城市民族問題、城市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問題和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城市化問題三個層面，對近期一些學者的調查、觀點、結論等做了簡要介紹。
一、城市民族問題研究
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民族問題，指的是由于城市民族成份日益齊全，城市少數民族常住和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從而在城市管理與服務等方面出現的新舊問題。
沈林在城市化進程中需要關注的若干民族問題探討中，將城市化過程中的民族問題概括為九個方面：一是少數民族被邊緣化。即由于體制和城市化發(fā)展對人才需要的特性，導致少數民族群體在城市競爭中很難生存下去，甚至受到排擠。二是城市化與民族文化關系問題。即城市化同民族文化脫節(jié)或結合的問題。三是保護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生態(tài)問題。即城市化進程對民族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問題。四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平等權力的保障和管理問題。五是舊城改造中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消失問題。六是如何做好城市社區(qū)民族工作問題。七是城市少數民族文化心理需求與城市少數民族社團發(fā)展的困惑問題。即建立單一少數民族社團同法律法規(guī)的抵觸問題。八是城市民族工作中的一個理論問題。即誰來關注重視城市中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問題。九是法律缺失問題。即有些民族問題的處理尚沒有可參考的法律依據。⑴吳大華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研究中，將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分為普通務工型、特色經營型、盲目流動型和遷徙城郊異地開發(fā)型四類，并指出某些少數民族人口進入城市后會引起城市管理難度增加問題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等。李筱文對廣州民族社團組織在城市中的作用研究中，認為城市民族社團為增進民族之間的融洽關系發(fā)揮著參謀作用、橋梁作用、示范作用、紐帶作用和帶頭作用，民族社團的建立及活動的開展問題是促進城市各民族關系和諧的關鍵。周建新將移居社區(qū)向移民社區(qū)轉化模式分為文化象征模式以瑤族“千家峒”為代表、唐人街模式以僑居國外的華人社區(qū)為代表、新鳳凰模式以廣州新鳳凰村為代表和終結模式，對城市外來民族群社區(qū)問題進行了分析。楊庭碩從城市功能的定位分析了影響城市民族街區(qū)形成的因素問題，認為影響民族街區(qū)能否形成的關鍵是城市規(guī)劃者是否將其納入規(guī)劃中，是否對民族街區(qū)的形成給與了支持和幫助。⑵杜發(fā)春從新型城市化的生態(tài)觀出發(fā)，突出了城市化進程中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公共資源保護問題的重要性。⑶陳運飄討論了城市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問題，將城市文化及城市少數民族文化概括為宗教、少數民族族群、象征符號意義、亞文化團體及文化、飲食文化等，指出城市少數民族文化對城市社會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⑷
二、少數民族城市化問題研究
城市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問題主要指的是，少數民族人口進入城市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包括進入城市的原因、對城市的適應性、社會關系網的建立及文化特征的體現等問題。
馬建釗、陳曉毅對深圳“民俗村”的實地考察研究中，從少數民族員工在物質層次（吃、穿、住、行等）、制度層次（道德倫理、社會規(guī)范、典章制度、法律等）和精神層次（藝術、音樂、文學、戲劇、宗教等）三方面討論了文化適應性問題，并指出外來少數民族文化適應對推進少數民族的現代化進程、縮小東西部差距和社會和諧均有所裨益。⑸
王琛、周大鳴以深圳為例研究了城市少數民族的社會交往與族際交流，將少數民族遷移模式分為：一是因調動、轉業(yè)、畢業(yè)分配和應聘等形式。二是因招工扶貧而來。三是少數民族個體來深圳務工、經商和作小生意。將少數民族居住模式分為：一是企業(yè)招工形成的民族聚居。二是進城經商形成的少數民族聚居點。進而分析了不同模式下的少數民族社會交流網絡，并指出在族際交流融合過程中，風俗習慣、民族性格、語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異仍是影響民族交往的深層次因素。⑹
劉朝暉、楊正軍在廈門市外來穆斯林的城市適應問題研究中認為，廈門市外來穆斯林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首先是從尋求牛、羊肉開始的，這是網絡關系建立的內部因素；外來穆斯林同當地人群的文化差異是這些穆斯林相互之間形成聯系的外部因素，外來穆斯林主要通過“拉面館”這一傳統(tǒng)職業(yè)形式來積極融入城市生活；其次是通過自己的宗教文化來加強“族群邊界”，在城市文化的包圍中力圖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并借此塑造了“內斂性”的社會關系網絡。⑺
馬強對廣州穆斯林群居現象研究中指出，穆斯林哲瑪提（伊斯蘭教對哲瑪提的理解，是相對不穩(wěn)定的、沒有時間確定性的，臨時組成的穆斯林人群的稱謂）是城市穆斯林宗教社區(qū)的重要形式，并將哲瑪提分為：一是清真寺（懷圣寺、濠畔寺、先賢古墓、小東京寺和新市回族墳場）。二是家庭型或家庭聯合型（主要是外來穆斯林中建立在業(yè)緣、地緣和朋友關系基礎上家戶之間的互動）。三是公司型或公司聯合型（中外穆斯林開辦的公司之間的相互聯系，尤其指在齋月時期同一寫字樓或同一樓層公司之間的頻繁往來）。四是清真餐廳型（位于大街小巷的清真餐廳，經常會成為來廣州找工作或旅游的穆斯林首先接觸的穆斯林象征物）。五是學生構建的哲瑪提（到廣州讀書的穆斯林學生）。六是國內外旅行社宣教團（臺布里厄－主要指民間傳教組織）。七是網絡哲瑪提（主要指從事阿拉伯語和英語翻譯工作的，國內外穆斯林創(chuàng)辦的BBS論壇）。認為在都市社會中，一方面看到的是少數民族傳統(tǒng)的失落，另一方面卻也能感覺到民族文化、信仰的回歸。⑻
張瑩、馬京在昆明回族移民“城中村”遷移者的文化適應和社會調適研究中，認為遷移調試是一個持續(xù)的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決定時期、與過去斷絕時期、過渡時期和適應時期。⑼周大鳴、王挺以廣州H區(qū)為例研究了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治理對策。認為城市外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治理并不是單一的政府職能部門單方面的公共行政行為，而是牽涉群體摩擦、文化變遷、族 群認同等多方面內容的復雜過程。其有效實施的關鍵是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相互認同。⑽
三、民族地區(qū)城市化問題研究
民族地區(qū)城市化問題是指少數民族地區(qū)由于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人口分布、生產生活習慣等，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有別于散雜居地區(qū)的一些問題。近年，我國西北等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鎮(zhèn)人口數量迅速增加，一方面，這是少數民族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有益表現，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
高永久、劉庸在西北民族地區(qū)社區(qū)研究中，認為由于民族因素的影響西北民族地區(qū)城市社區(qū)豐富多樣。并從六個角度進行了分類：一是按民族特色分類（單一民族社區(qū)和混合民族社區(qū)）。二是按功能特征分類（經濟型社區(qū)、文化型社區(qū)和旅游型社區(qū)）。三是按民族文化類別分類（漢族文化社區(qū)、回族文化社區(qū)、藏族文化社區(qū)等）。四是按地域特點分類（中心社區(qū)和邊緣社區(qū)）。五是按宗教信仰分類（無宗教信仰社區(qū)和有宗教信仰社區(qū)）。六是按社區(qū)管理歸屬分類（單位型社區(qū)、寺院型社區(qū)、混合型社區(qū)和特殊社區(qū)）。指出西北民族地區(qū)城市社區(qū)多元化發(fā)展趨勢，對民族社區(qū)的存在和發(fā)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多元化發(fā)展方向有助于民族社區(qū)保留民族特色文化和傳統(tǒng)；另一方面，民族社區(qū)內部在財產、地位等方面產生了很大差異，這種差異有可能導致社區(qū)的分異和流動。⑾
梅方權在以西藏昌都地區(qū)為例的非工業(yè)化與藏區(qū)城市化研究中，認為藏區(qū)城市化的支撐機制不應過分依賴工業(yè)，而是要突出藏區(qū)貿易中轉站作用（昌都地區(qū)位于川藏線和滇藏線上，基本與以前的茶馬古道的驛站重合，應進一步發(fā)展大區(qū)間的貿易流通）、以牧業(yè)為本實現牧業(yè)現代化，促進相關產業(yè)發(fā)展、以旅游業(yè)為龍頭促進城鎮(zhèn)經濟增長、發(fā)揮特色產業(yè)的帶動作用（民族手工藝制造業(yè)和藏藥業(yè)等）及鼓勵農牧民進城。昌都乃至整個藏區(qū)缺乏發(fā)展工業(yè)的生態(tài)條件，完全可以通過發(fā)展畜牧業(yè)、特色產業(yè)和旅游業(yè)等來推動城市化進程。 12
張來成在流動人口和甘南州社會轉型研究中，認為在推動甘南州經濟發(fā)展的諸多因素中人口及人口流動變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口流動、遷徙、聚居、城鎮(zhèn)化推動著甘南州社會形態(tài)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逐漸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農牧村社會向城鎮(zhèn)社會的轉型。并將甘南流動人口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指令性流動（1949-1978）。二是自主流動（1979-1992）。三是經濟誘導流動（1993-2004）。同時指出制約甘南州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有經濟社會基礎因素、體制限制和思想觀念限制。加快甘南州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向現代化轉型的思路為：一是發(fā)展縣域經濟，提高城市化水平。二是以勞務輸出為動力，引導州內人口流動。13
張濤對甘南州牧民定居與效益分析中，指出甘南州在發(fā)展過程中面臨最突出的問題是生態(tài)環(huán)境退化。生態(tài)環(huán)境退化和牧民貧困的廣泛存在，放大了生態(tài)不安全、社會不安全之間的循環(huán)累積效應，制約著區(qū)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從而影響著整個國家的生態(tài)安全和社會安全。為此，必須選擇一種全新發(fā)展模式，消除牧民貧困的同時減輕生態(tài)環(huán)境壓力。而牧民定居正是改變傳統(tǒng)牧業(yè)生產方式，建立現代化牧區(qū)生產與生活模式的根本保證。14
文章對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問題三個層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及觀點作了簡要綜述，除上述研究成果以外，還有諸多學者均作了深入研究，這一方面的理論探討不斷得到完善，所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備受學術界及管理部門的廣泛關注。
參考文獻：
[1]沈林. 民族工作缺失與民族工作過度——城市化進程中需要關注的若干民族問題[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⑵-⑾、⒁ 周大鳴、馬建釗主編.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民族問題研究[C].民族出版社，2005年11月.
[6]張來成. 流動人口與甘南藏區(qū)[J].調查研究，2006年第3期.
關鍵詞：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鶻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數民族畫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對其族屬的表述紛紜。近代的論證主要集中在兩種說法上。一說維吾爾人，一說回回人?！捌湎任饔蛉恕钡摹跋取笔呛稳?？鄧文原在《行狀》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時用了“曾祖某”與“譜碟散佚，莫跡其所始”?？梢?，其曾祖父輩以上不是功業(yè)顯赫的名門，所以無事跡可述；所謂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從祖父輩移居大同的。從相貌特征上來看，潤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張雨云：“我識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澤嗜杯酒?！笨梢姼呖斯Ь哂形饔蛉说难y(tǒng)應該是無誤的。除了鄧文原的記載之外，相關的證據還有：“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畫似詩，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這些與高克恭同時或稍晚元人的詩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當時具有廣泛共識的。
1.名稱的由來與變遷
從字面上來看回鶻、回紇、畏兀兒、畏兀、輝和爾、瑰古、偉吾爾，均為回鶻語Uighur的不同音譯，他們雖然是同一個詞，但是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指代的對象還是有區(qū)別的?；丶v是唐代對袁紇與仆固、同羅、拔野古等的總稱。貞元四年（788年）自請改稱回鶻，取“回旋輕捷如鶻”之意。畏吾兒，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兩代對回鶻一詞的異譯?；鼗?，為宋遼之際“回鶻”、“回紇”之音的誤傳誤讀。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兒人、唐兀人與欽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遺民，欽察人是欽察汗國的國民。畏吾兒人是高昌回鶻的后裔，“《元史》有時將畏吾兒人稱為回鶻人，或是稱他們?yōu)楦卟恕！盵1]回回人的概念比較復雜，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概念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指來自花剌子摸的舊地，或來自更遠的中亞細亞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紀末，來華定居的穆斯林僑民，他們到中國經商，留居廣州、泉州等地，與漢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時還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現“回回”這個名詞。從廣義的概念來看，元代“回回”這個詞經常被混淆，蒙古統(tǒng)治者將不少有伊斯蘭文化背景的人稱為“回回”。在漢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還要廣泛，這也許是由于元朝的幅員過于遼闊，對于相對封閉的漢族來說，短期內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們無法一一理清頭緒，于是采用了一種最簡單的排除法，非漢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稱呼，用法上有點象今天的“外國人”。
2.學術界的兩種觀點
2.1回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陳垣據泰定時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為高克恭之婿，又據程拒夫《雪樓集》卷2烏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為益福的哈魯丁，系至元時回回國子學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為回回人。益福的哈魯丁為高克恭之親家，以此斷高克恭為回回人。潤又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标愒J為:“五代時回鶻既衰，漸有改奉伊斯蘭教者。元初諸人對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別，故統(tǒng)目之為回紇。長春西游記、劉郁西使記之所謂回紇，皆指伊斯蘭教國。其后漸覺有不同，于是以畏吾、偉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鶻，以回回代表奉伊斯蘭教之回紇，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王惲玉堂嘉話卷三云，回鶻今外五，回紇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是元人目中回鶻與回回二也。世祖紀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而奸臣傳則稱阿合馬為回紇人，是元人目中回紇與回回一也”。陳高華先生的《元代畫家史料》認為“高克恭按其族源，屬于色目人”。又說:“有的記載說他是‘回紇長髯客’，可知其祖先應是伊斯蘭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為據。
潤確實在十幾歲時見過高克恭，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子敬與高克恭的關系非常好，“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陳無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弊泳囱裕骸耙蝗?，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子敬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蓖瑫r潤在大都任職過四五年的時間。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兒”兩詞使用廣泛，潤對于有伊斯蘭教背景的人稱“回回”應該是清楚的。雖然有人認為“回紇”其實是“回回”一種比較高雅的寫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回紇”也是“回鶻”的古稱。
2.2維吾兒族觀點的簡單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卷上“古畫論”中載云:“高士安，字彥敬，回鶻人。居官之暇，登山賞覽，喜湖山秀麗，云煙變滅，蘊于胸中，發(fā)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峰巒皴法董源，云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畫也?！辈苷颜J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鑒賞家張丑(青夫)也沿襲曹昭的說法。從“回鶻”推斷高克恭是畏吾兒，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辭海》沿襲此說認為他是畏吾兒人，后來的書籍也亦多以此為據。當然，也有人認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馬明達先生在《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中通過對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據昆仲間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斷高克恭原名為高士安。此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們僅根據“回紇”、“回鶻”二字，來推斷高克恭是“回族”還是“維吾兒族”顯然是武斷的，因為一個民族的形成要考慮到地理位置、文化傳統(tǒng)、語言文字、等多個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從大的社會背景來考慮，而不要拘泥于個別的字句。
2.3民族問題的分析與推斷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時談到，其祖父高樂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時就可能已經來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將自己稱為“其先西域人”，否則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兒”豈不更好。同時“其先”是西域人，我們不僅要問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實在元代只有完全漢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漢人”，大多數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雖已高度漢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顯然還是色目人。所以《四庫總目》中的稱其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還有一些旁證：其一，從高克恭的姓氏來看，高克恭祖孫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漢族習慣，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樣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語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烏巴都刺，可見高氏家族漢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歸隱是否可以解讀為一臣不侍二主，否則與關心“經世要務”又要“歸老房山”的行為相矛盾。但這顯然不是高克恭族屬的終結，而是其華化過程的演繹。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鶻，還是高昌回鶻。首先要解開“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斷裂源于高昌回鶻的歸順，統(tǒng)治者出于統(tǒng)治的需要將西域分割為察合臺汗國與高昌回鶻國（畏吾兒）。從《長春真人西游記》與《北使記》來看，在當地伊斯蘭教徒與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鶻的統(tǒng)治者奉行比較寬容的宗教政策，中亞原有的許多宗教，如薩滿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別派景教、襖教，甚至伊斯蘭教，還有中國傳統(tǒng)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鶻地區(qū)的擁有大量的伊斯蘭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國范圍內，西遼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統(tǒng)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蘭教一統(tǒng)。在元初“回鶻”、“回紇”只是對原西遼地區(qū)兩種不同信仰人群的稱呼，而非地理區(qū)域的劃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權的割裂，改“回鶻”為“畏吾兒”，改“回紇”為“回回”，而“畏吾兒”、“回回”在很大層面上轉化為地理區(qū)域的劃分，因此在不同時期這兩種區(qū)分是不一樣的。同時，改“回紇”為“回回”又使得他們與真正的“回回”混淆起來，這是元代統(tǒng)治者的另一種誤解。
從當時的角度來看，高克恭的祖先應該是西遼國人，其后入金入元；西遼的民族有回鶻、吐蕃、契丹、漢、蒙古等民族，不過回鶻占多數。高克恭是廣義回鶻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紇”還是“回鶻”，即有沒有伊斯蘭教背景，無從考證；潤的“回紇長髯客”只是孤證，而且“回紇”一詞語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蘭教背景，與高克恭的伊斯蘭教身份亦無關系。曹昭的“回鶻人”的考證也應該被看成是民族的統(tǒng)稱，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鶻（畏吾兒）人。高克恭的祖先離開西域的時間早于元初，在西遼的統(tǒng)治下并無“回紇”與“回鶻”概念的區(qū)分，所以這樣的研究是徒勞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屬于廣義的回鶻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鶻專指“畏吾兒”，而高克恭并不能確定自己是畏吾兒人，為了避免誤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劃分來看，回族與回紇、回鶻均無關系?；刈咫m然是回回族的簡稱，但“宋人的《夢溪筆談》和《黑韃事略》中，指的是回鶻?！对贰泛汀对湔隆罚傅氖且了固m教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明清的文獻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盵3]可見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維吾爾族產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維吾爾族人，所以我們的研究只能是推斷。
維吾爾族形成的地域主線是：漠北回鶻喀喇回鶻、高昌回鶻等西遼察合臺汗國、高昌回鶻（畏吾兒）察合臺汗國維吾爾族。宗教的傳播，伊斯蘭教從察合臺汗國傳向畏吾兒（高昌回鶻）地區(qū)。雖然在維吾爾族的形成上史學界還有爭論，但是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喀喇回鶻汗國、高昌回鶻汗國；從人員構成上來看，它應該包括廣義的回鶻人；在上信奉伊斯蘭教；在名稱上源于畏吾兒，即明代對元代高昌回鶻的稱謂的進一步演化。
綜上所述，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蘭教的民眾而逐漸形成的民族。維吾爾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鶻人皈依伊斯蘭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將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維吾爾族人，較為貼切。
參考文獻：
[1]黎東方.細說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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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緝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元別集類》，（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傳輿礪文集·巴西鄧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簡稱為《行狀》。
[元]潤：題高彥敬《房山圖》，載《存復齋集》卷10。
[元]張雨：高尚書山水，仲川弟請題橫幅上，載《貞居先生詩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都被稱為“回回”，如：欽察人也信奉伊斯蘭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時亦將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稱，如稱猶太教徒為“術忽回回”，稱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徒為“愛薛回回”，稱信仰東正教的阿速人為“綠眼回回”。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5《美術篇·西域之中國畫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潤曾學畫于姚子敬，姚告訴他，“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畫事，適值高克恭至，觀其畫轉而告訴姚曰：“是子畫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轉引自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頁。）
參見[元]鄧文原:《行狀》。
快速的城市化，使城市的人口數量與構成、城市建設、行政區(qū)劃等方面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不斷沖擊著原本就和諧與問題相伴的城市民族關系，使城市民族關系變得更加的復雜、敏感，與城市化進程聯系緊密的民族關系新問題不斷涌現。
（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立足與融入城市生活問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少數民族在交往緊密的同時，民族間的差異性、競爭性與矛盾有所增強，突出表現在流動人口的就業(yè)、子女上學、醫(yī)療保障、居住條件等問題。1．就業(yè)與培訓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來說，外出工作是出于對更好生活的向往。在昆明的谷律地區(qū)，由于其距昆明較遠，特別是團結鎮(zhèn)最為邊緣的樂苗村，村內無礦產或特色農業(yè)，因此外出打工，擺脫貧困生活成為此類地區(qū)的少數民族的不二選擇。外出務工者多為年輕人，據統(tǒng)計，全村1400人中，長期在外打工的有240人，主要從事建筑業(yè)、汽車修理和做小生意。打工地多集中在昆明；全村還有短期工和季節(jié)性打工者300多人，其中苗族有10多個人，從事的職業(yè)依然是建筑工人。從統(tǒng)計數據來看，除去老人和小孩，1400人中，有近550個年輕勞動力，幾乎是全村所有的主力勞動在外打工，可見外出務工對民族流動人口的意義。但民族流動人口的就業(yè)始終是以技術含量低、收入低、工作量大而辛苦的工作為主，且這種工作具有非穩(wěn)定性、隨意性與低層次性的特點。昆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較低。在非農就業(yè)轉移過程中，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約了他們在城市就業(yè)的機會及收入水平，他們是需要提供就業(yè)教育培訓幫助的弱勢群體。據2012年統(tǒng)計數據，昆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沒上過學的約占10%、小學文化水平約占20%、中學文化水平約占60%、高中或中專文化水平約占40%、大專文化以上約占10%。從現有的職業(yè)培訓來看，針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培訓主要是技術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訓，具有培訓時間短、內容簡單、見效快的特點，能夠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快速實現非農就業(yè)。但是，這些低層次的技能培訓無法真正提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素質，難以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
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接受培訓的實際情況來看，昆明的船房社區(qū)曾舉辦過以“家庭教育、親子關系、電腦培訓”為主要內容的“媽媽學?！?，在報名初期參與者的熱情程度很高，但實際全程堅持的人寥寥無幾。該社區(qū)青少年服務中心聯系了西山區(qū)職業(yè)技校，針對青少年開展免費技能培訓，三年學費全免，每個月還有500元的生活補助，保證就業(yè)，結果發(fā)出去4000多份招生傳單，只有兩個人愿意去技校參加培訓。由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較注重眼前利益，且生計繁重，參加培訓和接受教育的時間有限，所以此類活動的效果不顯著。2．婚姻與家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很少有人在本地選擇配偶結婚。因為工作在異地，且生活在城市，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悄然發(fā)生了變化，其結果導致與漢族普遍通婚。在昆明團結鎮(zhèn)谷律村，全村30余對外出務工的年輕人，配偶幾乎全是外地來的漢族。另外據昆明市民宗委2012年統(tǒng)計，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家庭出現問題的相關數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其他少數民族通婚的情況開始變得普遍，這有利于民族關系的和諧發(fā)展。但是，由于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使其在不同的家庭角色與關系中出現了因常年外出而產生的家庭矛盾問題。使本應該有利于民族關系的普遍通婚，與家庭矛盾交織在一起。造成夫妻兩地分居、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平淡等問題不斷出現，破壞了家庭的穩(wěn)定。3．創(chuàng)業(yè)與發(fā)展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創(chuàng)業(yè)相對較少，最簡單的創(chuàng)業(yè)形式就是常見的流動攤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因為普遍缺乏資金來源以及擔保人脈，因而限制了其創(chuàng)業(yè)的可能。同時少數民族自身的管理能力差，以及缺乏創(chuàng)業(yè)技能，也是導致其創(chuàng)業(yè)難的因素。
少數起步較早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已經從創(chuàng)業(yè)步入到了發(fā)展期，他們需求的政策空間越來越大。例如回族作為具有豐富的經商意識和抱團取暖思想的民族，進入城市后的發(fā)展步伐以及在某一領域的掌控能力強于其他少數民族，昆明的牛羊屠宰市場、糧油加工市場、廢舊物品收購市場、二手車市場基本都由回族掌握，他們需要的支持與發(fā)展就會體現在經營地點的選擇與擴大、內部員工的管理等方面。4．交往與融入城市少數民族，由于其選擇的職業(yè)工作時間長且負荷重，下班后幾乎沒有過多空閑的時間，簡單枯燥的業(yè)余生活使大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缺乏與外界溝通。（見表3）以上數據，說明昆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外界的交往不多，缺乏獲得外界信息的能力。由于城中村拆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大規(guī)模聚居的城市居住模式己被打破，其安全感變低，且主要居住在未改造的城中村、老舊小區(qū)、城郊結合地區(qū)。迫于收入，他們只能租住在環(huán)境相對較差、租金相對低廉的破舊小區(qū)，如位于昆明市北部二環(huán)一帶的工廠家屬區(qū)、佳園小區(qū)等。據統(tǒng)計，像佳園小區(qū)一類的社區(qū)，下崗工人在工廠資產的處置上和收入上一直有不滿意的情緒，自身享受的公共服務資源又受到外來者的分享，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不安全感、無歸屬感和缺乏認同感的情緒也存在，二者的矛盾或者情緒有同性，這些都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同時也是社會問題產生的潛在因素。
（二）城市建設超前性與少數民族失地人群的利益沖突問題城市的規(guī)劃往往僅從城市自身建設與發(fā)展的角度去思考，卻常常忽略的是人的利益與發(fā)展空間。因此，個人的發(fā)展在城市發(fā)展面前往往是弱勢的、是妥協與犧牲的。2010年昆明市區(qū)待改造的城中村多達233個，為城市建設而暫時妥協的民族流動人口，他們的城市歸屬感、認同感、安全感受到巨大的沖擊。城市行政區(qū)劃的改變也造成了“二元戶籍”與失地農民問題的尷尬局面，同時城市世居民族對撤鄉(xiāng)建鎮(zhèn)所引發(fā)的強烈反彈對快速城市化建設時期的昆明城市民族關系提出挑戰(zhàn)。1．“二元”戶籍制度城市化進程中以城中村問題為背景的少數民族失地農民與“二元”戶籍制度問題以及因城中村拆遷給城市民族關系造成矛盾的趨勢不斷增加。城中村的出現是由于昆明快速城市化建設的需要，農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僅給每戶農民保留一定量的住宅用地，少數民族農民失去土地后無法從事農業(yè)生產，但其戶籍、土地權屬、經濟組織形式和管理特征等仍然保留原有農村形態(tài)。少數民族失地農民一方面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識和專業(yè)技能，在昆明快速城市化過程中逐漸淪為看客。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民族農民只能通過“種地”來維持生存，違法建私房屢禁不止。昆明呈貢新區(qū)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作為現代新昆明建設的突破口、主戰(zhàn)場，出現了大批的少數民族失地農民。而呈貢新區(qū)擁有世居少數民族近1.4萬人，占全區(qū)人口的7%。這里的世居少數民族在淪為失地農民后，出現了失業(yè)與再就業(yè)、二元戶籍與生活保障之間的矛盾等等?？梢哉f城市化使世居少數民族農民由農業(yè)生產者變?yōu)樯鐣鮿萑后w，而因失地外出打工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則成為二元戶籍制度下的“黑戶”，生活保障無從談起。2．“撤鄉(xiāng)建鎮(zhèn)”“撤鄉(xiāng)建鎮(zhèn)”而引起的民族關系矛盾是伴隨昆明城市化進程的一大事件。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谷律鄉(xiāng)與團結鄉(xiāng)的撤并。在這場撤并過程中，爭論圍繞著保留民族鄉(xiāng)與直接撤鄉(xiāng)建鎮(zhèn)這一核心問題展開。世居少數民族群眾認為，保留民族鄉(xiāng)有利于向上級政府爭取對民族地區(qū)發(fā)展的扶持；黨委政府則認為，從事非農業(yè)生產的人之所以仍然保留農業(yè)人口身份，就是因為城市化滯后造成的，撤鄉(xiāng)建鎮(zhèn)有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結果黨委政府的主張占了上風，團結鎮(zhèn)于2005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團結鎮(zhèn)的彝族群眾認為建鎮(zhèn)是強行推行的結果，弊大于利。白族群眾則擔心撤鄉(xiāng)建鎮(zhèn)后誰來扶持團結鎮(zhèn)的少數民族。而苗族群眾則認為撤并是好事，為國家節(jié)約開支。上述意見，無疑給撤并后團結鎮(zhèn)的民族關系帶來了考驗。撤鄉(xiāng)建鎮(zhèn)后的團結鎮(zhèn)，由于行政區(qū)劃的改變，原來的兩個行政單位合為一個，這引發(fā)了一些新問題。以谷律地區(qū)與團結地區(qū)的合并為例，由于谷律地區(qū)的苗族沒有礦砂資源，因此苗族被團結地區(qū)的彝族和白族排除在石英砂產業(yè)之外，苗族在該地區(qū)的民族交往中受到了顯性或隱性的歧視。昆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盡管身處城市的中心區(qū)域，但實際是被城市生活邊緣化的。由于就業(yè)層次低，且就業(yè)咨詢多以“親代親，老鄉(xiāng)帶老鄉(xiāng)”的模式，決定了其生活半徑的有限性和單一性。民族交往尚未擴展到城市生活的大范圍。長此以往會出現“微型民族村”，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過分“扎堆抱團”，加大了昆明城市民族問題突發(fā)事件的爆發(fā)機率。世居少數民族在面對身份轉變時，出現情緒的波動。由農業(yè)生產者轉變?yōu)槭У剞r民，由受政策照顧的民族地區(qū)群眾轉變?yōu)槌粪l(xiāng)建鎮(zhèn)后的普通地區(qū)群眾等等一系列轉變，使民族群眾在心理上無法迅速接受。誰來照顧扶持撤鄉(xiāng)建鎮(zhèn)后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失地農民的再就業(yè)誰來管？諸多疑問深入世居少數民族的內心，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不適。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面對新環(huán)境，求生存、謀發(fā)展的精神壓力和心理負擔都很重，面對城鄉(xiāng)差別往往心理失衡，遇事容易浮躁。而城鄉(xiāng)二元戶籍制度使他們在享受農村醫(yī)保和城市醫(yī)保上出現尷尬局面，其子女求學考試方面的阻礙重重，諸因素易造成他們心理上較大的波動與不滿。
（三）城市化水平不均衡與少數民族收入差距問題經濟為社會發(fā)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也是社會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直接制約了個體發(fā)展的水平與層次，直接體現在收入的差距上。民族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與整個昆明的城市化水平不協調。其中昆明最發(fā)達的五華區(qū)2010年的生產總值是540.8億元，最不發(fā)達的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2010年生產總值僅為32.62億元，兩者相差近17倍，而其中兩者的第二產業(yè)更驚人的相差近38倍，城市化率相差近12倍。民族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昆明城市少數民族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較昆明市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據2012年統(tǒng)計數據，昆明市年人均收入1.89萬元，發(fā)展水平較高的盤龍區(qū)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3萬元；發(fā)展水平較低的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萬元。兩地區(qū)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0.58萬元。另外從年收入水平統(tǒng)計區(qū)間來看，昆明城市少數民族年收入在1.8萬以下的占41.8%；年收入在1.8萬～2.4萬之間的占34.8%；年收入在2.7萬元的是以在昆明時間長且已經有一定事業(yè)的個體經營者為主。以上的數據說明了無論是世居少數民族的年收入，還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年收入，較昆明市的平均水平都有差距，那么較昆明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則差距更加明顯。城市化水平的差異性不僅反映在民族地區(qū)與一般中心城區(qū)之間，而且也存在于民族地區(qū)內部。在合并后的團結鎮(zhèn)各村鎮(zhèn)之間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清晰可見。據2012年的統(tǒng)計數據，團結鎮(zhèn)發(fā)展水平最高的龍?zhí)洞?，年農業(yè)生產總值2329萬元，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營業(yè)總收入24074萬元；團結鎮(zhèn)發(fā)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年農業(yè)生產總值僅為586萬元，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營業(yè)總收入僅為350萬元。發(fā)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委會和水平最高的龍?zhí)洞逦瘯g，農民人均純收入相差1倍多，農業(yè)生產總值相差近4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營業(yè)總收入相差68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是昆明城市民族關系的問題和隱患。
（四）民族問題城市化與突發(fā)事件問題目前，國內出現涉及民族因素的突發(fā)事件，80%以上發(fā)生在城市，民族問題城市化的特點日趨突出。昆明市近幾年所發(fā)生的影響民族關系和社會治安的大小事件，80%涉及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其中屬于管理不當而引發(fā)事端的占20%，屬于不服管理而引發(fā)事端的占47%，屬于利益糾紛引發(fā)事端的占15%，屬于社會治安及刑事犯罪的占8%，屬于不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而引發(fā)事端的占7%，因新聞和文藝作品傷害少數民族感情而引發(fā)事端的占3%。這些問題由于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而且相互交織，對城市民族關系的影響，直接與間接影響并存。
二、和諧城市民族關系構建的現實策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貫徹黨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鞏固和發(fā)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奔涌彀l(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tài)文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梢姡椭C社會的建設以及和諧民族關系的構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前提條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保障。構建和諧城市民族關系的現實策略是解決城市民族問題和調處城市民族關系的途徑。它既有自身的目標價值取向，又具有多位一體和不同層次的體系結構，是調控方式的綜合運用。它是動態(tài)發(fā)展的，但又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在矛盾不斷地變化發(fā)展中得到完善，使其適應民族關系調控過程的需要。民族關系調控體系建設的成敗直接反映了政黨的執(zhí)政水平和科學的社會治理能力。
（一）不斷提高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水平在就業(yè)與發(fā)展方面，對于已經落腳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重點是積極引導他們就業(yè)，暢通就業(yè)渠道，建立就業(yè)服務體系。加強對他們的就業(yè)指導，鼓勵和支持相關單位、學校、企業(yè)根據市場需求舉辦單獨面向他們的培訓班，提升他們的職業(yè)技能和求職能力，城市公益性崗位和國有企業(yè)，盡可能的劃定比列、單設崗位、放寬條件招收他們。對于已經站穩(wěn)并尋求發(fā)展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要在子女教育、醫(yī)療保障、獲得相關發(fā)展政策的支持、贏得尊重和融入社會等方面為其提供幫助。對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數民族員工的企業(yè)按現行的優(yōu)惠政策給予稅收減免、財政貼息等優(yōu)惠。在婚姻家庭與交往融入方面，昆明市目前已經建立“少數民族婚姻服務所”，開展婚姻關系維護、家庭溝通技巧、家庭教育理念培育等利于家庭建設的培訓。同時，引導外來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積極主動參與所居住社區(qū)各項工作和活動，培養(yǎng)他們的集體意識和社區(qū)意識，增強他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使他們的社會適應能力與城市社區(qū)的發(fā)展相協調。同時充分利用社區(qū)各項資源，通過提供培訓、教育、保障等項目的服務，提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知識和法律意識，為保障其合法權益，提供盡可能的便利和幫助。
（二）不斷提高對城市少數民族失地人群的保障與再就業(yè)平臺建設著力解決城市民族失地人群、撤鄉(xiāng)建鎮(zhèn)地區(qū)城市世居少數民族的持續(xù)發(fā)展問題。城市少數民族失地人群與撤鄉(xiāng)建鎮(zhèn)地區(qū)的世居少數民族問題牽涉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必須站在推進城鄉(xiāng)一體化的角度從長遠利益出發(fā)，進行系統(tǒng)規(guī)劃和統(tǒng)籌兼顧，解決少數民族失地人群與撤鄉(xiāng)建鎮(zhèn)地區(qū)的世居少數民族的生活和生存問題。要將其社會保障納入城市管理體系，建立少數失地農民的基本養(yǎng)老、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制度，繼續(xù)對撤鄉(xiāng)建鎮(zhèn)地區(qū)的世居少數民族完善各項補貼政策，將生活困難且沒有就業(yè)的少數民族失地人群和撤鄉(xiāng)建鎮(zhèn)地區(qū)的世居少數民族納入最低生活保障，使他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按照各級財政每年撥付一部分，街道、社區(qū)兩級從征地補償費、民族地區(qū)的各項扶持經費中拿出專項資金予以補助的方式，安排專項少數民族失地人群就業(yè)經費，加強其就業(yè)培訓，建立創(chuàng)業(yè)基金，提高其就業(yè)率和創(chuàng)業(yè)率。要搭建發(fā)展平臺，幫助撤鄉(xiāng)建鎮(zhèn)地區(qū)的世居少數民族拓寬集體經濟發(fā)展路子，利用自身資源投資或發(fā)展產業(yè)，從根本上解決少數民族失地人群與撤鄉(xiāng)建鎮(zhèn)地區(qū)世居少數民族的持續(xù)發(fā)展問題。
（三）不斷提高對城市少數民族弱勢群體扶持政策的針對性針對昆明城市民族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和差異性。首要任務是制定適應城市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特殊優(yōu)惠政策。最好是“一村一策”，制定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出臺政策扶持細則，動用更多的財政資金解決生產生活、教育、收入、就業(yè)的差距和不平衡問題。
關鍵詞：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qū)；經濟問題
一、民族地區(qū)社會工作的特點及相關問題的影響
我國的社會工作是十六屆六中全會以后較快發(fā)展起來的，社會工作在發(fā)展工作對象方面有如下特點：第一，民族地區(qū)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規(guī)模小、專業(yè)化程度低。第二，民族地區(qū)社區(qū)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溝通和服務能力不足。多民族地區(qū)有相當一部分社區(qū)社會工作者存在以下問題：缺乏對不同民族的意識形態(tài)、生活方式、社會價值和文化的了解；對社會問題、社會政策缺乏從服務對象所屬民族（族群）的角度進行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缺乏跨文化的溝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解決民族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問題，是民族社會工作發(fā)展的重要任務，這是關系多民族社會工作成敗的關鍵之一。
1.文化的敏感對多民族地區(qū)社會工作的影響
社會工作強調服務對象的生活處境，其中包括后者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敏感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理解。從宏觀上來說，文化敏感是在開展跨民族社會工作時，社會工作者要切實懂得服務對象的文化模式及其含義，能夠理解和尊重服務對象的基于其民族文化或價值觀的切實需要，并用其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去處理問題。從微觀上來說，文化的敏感就是要在具體服務的過程中，在與服務對象的互動中，要時時理解服務對象的行為舉止的含義，以做到社會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民族社會工作者有了文化的敏感性，社會工作才會取得成功。
2.族群的優(yōu)勢對民族社會工作的幫助
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fā)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在我國的社區(qū)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qū)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由同一族群的社會工作人員對屬于本族群的服務對象開展專業(yè)服務更具有優(yōu)勢。由本民族成員開展社會服務，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出現理解差異的可能性和程度應該小得多，這種差異要比民族間差異要小一些，更容易跨越一些。因為作為同一民族，其成員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價值觀念的共同性，他們之間有更多的族群認同。
二、民族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社會發(fā)育程度與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
社會發(fā)育程度代表著一個地區(qū)或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而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又決定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水平和市場的發(fā)育程度。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逐漸加大市場調節(jié)的力度，允許和鼓勵自發(fā)市場力量的存在和發(fā)展。具有一定市場經濟發(fā)展基礎和傳統(tǒng)的沿海地區(qū)，很快適應了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并執(zhí)中國經濟發(fā)展之牛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qū)和少數民族民眾，不能適應新體制發(fā)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場規(guī)律組織經濟活動，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很多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發(fā)育程度還沒有達到商品經濟發(fā)展階段的要求，而東部地區(qū)已經積累了商品經濟發(fā)展的歷史基礎，即社會發(fā)育程度已滿足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要求。
2.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的矛盾
我國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區(qū)，特殊的氣候和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脆弱，而且由于長期的不合理開發(fā)利用，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仍相當尖銳。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仍以一定的資源和環(huán)境條件為基礎。民族地區(qū)基本處在工業(yè)化的初期階段，豐富的自然資源也為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yè)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區(qū)的必然選擇。
西部開發(fā)過程中的環(huán)境政策屬于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有些是逆市場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主體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很少考慮環(huán)境效益。同時西部大部分地區(qū)群眾的生活還處于溫飽階段，有些地區(qū)群眾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區(qū)屢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藥等行為就說明這種微觀主體利益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矛盾。
3.公平與效率的矛盾
公平與效率是經濟學中一對永恒的矛盾，在民族地區(qū)，由于受到商品經濟發(fā)展水平、市場發(fā)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為此在不破壞市場經濟基本規(guī)則的前提下，應根據民族地區(qū)的實際情況，在某些方面和領域堅持公平優(yōu)先，兼顧效率。在資源開發(fā)過程中也要充分考慮到資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過去40多年的資源開發(fā)過程中，由于采取的國家主導型的資源開發(fā)模式，主要考慮國家宏觀經濟發(fā)展的需要，而很少考慮當地社會經濟發(fā)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們只能享受資源開發(fā)帶來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參與其中，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區(qū)的資源開發(fā)過程中，在勞動就業(yè)、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慮到當地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4.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與民族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關系
對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qū)來說，農業(yè)不僅是其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是其賴以生存的支柱產業(yè)。因此，農業(yè)、農村的發(fā)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不僅關系到民族地區(qū)經濟的發(fā)展，而且關系到民族問題的解決。民族地區(qū)農業(yè)的發(fā)展還基本停留在傳統(tǒng)農業(yè)向近代農業(yè)過渡的時期，也有部分地區(qū)是由近代農業(yè)向現代農業(yè)過渡，同時還存在著少量的現代農業(yè)。因此，自然經濟是其主要表現形式，與此相聯系的是不僅生產力水平低下，而且農產品的商品率也低，農業(yè)和農村的發(fā)展是國民經濟發(fā)展的絕對必要條件，沒有農村和農業(yè)的發(fā)展，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是沒有基礎的。而農業(yè)勞動生產率水平低的地區(qū)，社會問題也是很嚴重的。為此，要保障民族地區(qū)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就要重視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
5.小生產與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
大部分民族地區(qū)商品經濟不發(fā)達，市場發(fā)育滯后，尤其是廣大農牧區(qū)具有明顯的自然經濟的特點，還處于小生產的發(fā)展階段。因而就出現了小生產和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依靠這些小生產自身的力量與大市場銜接，難度相當大。沿海地區(qū)的一些企業(yè)已經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尤其是家電生產領域居于有利地位，他們具有明顯的規(guī)模和技術優(yōu)勢。西部地區(qū)企業(yè)進入這些領域與其競爭，并取得部分市場份額，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和差距。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經濟告別了短缺，形成了買方市場，絕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業(yè)找不到新的市場亮點，一些商品投入市場就很快過剩。在這種市場格局下，進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區(qū)個人和企業(yè)的生產經營困難。
6.教育、人才結構與社會需求的矛盾
教育與經濟發(fā)展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教育結構直接決定了人才分布的狀況，在民族地區(qū)各類專業(yè)技術人員相對集中于黨政機關、社會團體、教育文化、衛(wèi)生、體育等部門，而在各級經濟領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則為數過少。這種人才結構和分布，對民族經濟的發(fā)展是極其不利的。與西部開發(fā)中對基礎設施建設、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民族地區(qū)各級各類專業(yè)人才的流失問題嚴重，從民族地區(qū)到發(fā)達地區(qū)讀書的大學生也成為人才流失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情況將影響到民族地區(qū)長遠的發(fā)展。
三、做好民族社會工作，促進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
1.進一步重視我國民族社會工作對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作用
民族地區(qū)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迫切任務，少數民族群體走出生存困境的期望和要求，民族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和問題解決的主體性再確認，要求我們積極發(fā)展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qū)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需要社會工作的參與，少數民族群體生計問題、生活問題的解決和發(fā)展能力的增強，也需要社會工作的支持和協助。前文初步指出了民族社會工作的任務，說明了民族社會工作的基本視角，最后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民族社會工作的發(fā)展性特征。所謂民族社會工作的發(fā)展性是指在民族地區(qū)、面對民族群體的社會工作，始終要把發(fā)展的理念融入其中。要樹立民族群體的主體性意識，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服務中張揚他們的主體性，要注意發(fā)展服務對象的內在能力，以更好地應對挑戰(zhàn)、走向發(fā)展。
2.樹立民族社會工作的價值觀，縮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文化差異
在民族地區(qū)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fā)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動態(tài)差異理論指出了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社會地位群體之間相互理解上的困難，以及由此給社會工作帶來的可能偏誤，警示社會工作者要了解這種差異的客觀性，并設法縮小民族間相互理解的差距。文化取向或注重文化脈絡的社會工作力圖通過文化敏感性訓練、實景實習等方法解決動態(tài)差異帶來的問題。在我國的社區(qū)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qū)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當然，在民族關系不甚和諧的情況下，這種縮小理解差異的方法就可能受到某些挑戰(zhàn)。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3.加強民族社會工作隊伍建設，為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提供組織保障
民族社會工作的發(fā)展需要一支專業(yè)隊伍。培養(yǎng)一大批訓練有素、熟悉少數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專業(yè)社會工作者，將是解決民族地區(qū)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民生問題、促進其發(fā)展的必由之路。當今，在世界范圍內，民族社會工作仍然是一個亟待發(fā)展的領域和學科。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轉型和發(fā)展，各種與少數民族人士、群體、社區(qū)相關的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需要民族社會工作有一個較快發(fā)展。在解決上述問題，改善民生，促進民族進步和民族團結的過程中，我國的民族社會工作也會得到較快發(fā)展。
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發(fā)展有多種路徑，其中一個重要的是對現有社區(qū)工作人員的專業(yè)轉化。專業(yè)化就是使他們較快地具備社會工作的價值，掌握社會工作的專業(yè)方法。這些人員有面對基層民眾開展工作的基礎，現在需要改變他們中某些人的的行政慣性，變管理理念為服務理念，增加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能力，在民族地區(qū)還要增強他們真正服務少數民族的能力。用民族專業(yè)要求去發(fā)展社會工作，有利于培養(yǎng)一批能與少數民族的服務對象良好溝通、相互理解、有效服務的專業(yè)人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矛盾的解決，總體來說也將有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
當一個地區(qū)或社區(qū)有相當數量少數民族成員、而且這些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文化傳統(tǒng)等方面有明顯差異時，用族群優(yōu)勢的觀點培養(yǎng)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的社會工作人員就是必要的。很明顯，在族群優(yōu)勢視角指導下，多民族地區(qū)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由不同民族（ 族群） 成員組成的，他們之間的合作有利于多民族、跨民族復雜問題的解決。
總之，民族地區(qū)社會工作對于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發(fā)展作用是強大的，我國應該大力扶植和發(fā)展民族地區(qū)社會工作者隊伍的培養(yǎng)，為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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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高校；日常管理
中圖分類號：G647？搖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13-0015-02
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培養(yǎng)任務主要是由各類民族院校來承擔的，但隨著少數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國家對少數民族教育的大力扶持，加之近年來高校的大幅擴招，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學生進入非民族類高校學習。而非民族類高校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教育管理體制尚不健全，導致各種問題不斷涌現。對于非民族類高校中的少數民族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如何做好其日常管理工作，使之能夠與漢族學生融洽相處，已經成為非民族類高校必須考慮和研究的重要問題。民族生的教育和管理不僅是人才培養(yǎng)的問題，更關系到黨的民族政策是否落實。對于維護國家穩(wěn)定和民族團結、推動少數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和高等教育發(fā)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將會直接影響到民族地區(qū)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一、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日常狀況
本文研究以西北大學為例，該校少數民族學生人數眾多，現已達到500人以上，但卻尚未形成一整套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與教育模式。該校是地處西部地區(qū)的綜合類院校，在少數民族人才培養(yǎng)方面具有地域與學科優(yōu)勢，因此承擔著培養(yǎng)少數民族學生的重任。與此同時，也相繼出現了少數民族學生紀律觀念淡漠、人際關系處理不好、缺乏學習興趣、學習成績較差、違反校紀校規(guī)等負面現象。但由于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和復雜性，這就需要我們對此加以研究，探索出一套適應當前形勢，符合少數民族學生具體情況且行之有效的日常管理模式。為此，我們在該校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深入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具體情況。我們采用了問卷調查與座談的調查研究方法，共發(fā)放問卷170份，回收有效問卷153份，對問卷進行深入分析得出少數民族學生在生活狀況方面具有以下特點。
1.人際交往能力不斷增強，但新疆、少數民族學生依然存在溝通問題。調查顯示，在對“是否愿意與漢族同學同寢室居住”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80.21%的少數民族學生選擇了“愿意”；同時，在對“在學校講本民族語言”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51.64%的少數民族學生選擇了“從不講本民族語言”，由此可見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愿意與其他學生進行交流或溝通，且有一半學生一直使用普通話與其他學生進行溝通，可見，少數民族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也在不斷地提高。此外，新疆、地區(qū)的少數民族學生中有73%的同學認為與漢族同學交談偶爾或經常存在困難，可見，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受到他們語言溝通的約束。
2.小團體現象明顯，缺乏集體意識。在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調查過程中發(fā)現，在對“是否經常參加本民族學生聚會”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64.48%的學生選擇了是，在新疆、少數民族學生中回答經常參加聚會的學生比例為98%。而對于“朋友都是本民族的”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3.5%的選擇全部是本民族的朋友，有42.39%的選擇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朋友，而新疆、少數民族學生98%選擇的是“全部是本民族朋友”或者“大部分是本民族朋友”，由此可見，有接近一半的少數民族學生喜歡結交本民族朋友，存在與本民族同學和睦相處的小團體現象，而這一現象在、新疆少數民族學生中表現的尤為突出。而在我們日常的學生活動經驗中也發(fā)現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有小團體現象，并不熱心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
3.基礎教育薄弱，學習成績較差。據調查顯示，少數民族學生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63%，同時，少數民族學生中有74.72%的來自于我國貧困的西部地區(qū)，這使得少數民族學生在中學以前，不僅無法獲得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沒有條件得到更好的基礎教育，加之，語言障礙等因素的存在，少數民族學生普遍存在基礎教育薄弱的問題。
二、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日常管理現存問題
1.區(qū)域文化教育水平差異帶來學習狀態(tài)的不適應。在歷史、地域、社會發(fā)展等方面的影響下，致使邊疆少數民族同學家庭生活條件較差，基礎教育、個人閱歷都與內地高校的漢族學生存在一定差異。少數民族學生生活的邊疆地區(qū)由于教育條件有限，而使得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基礎薄弱，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知識面窄，自學能力較弱。因此，大部分新疆、少數民族學生在入校后都感到學習上不適應，壓力大，課程難度高，難以跟上進度。
2.民族習慣的差異帶來民族意識的強烈凸顯。所謂民族意識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凝結起來的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心理狀態(tài)。內地新疆學生從小生長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區(qū)，在民族文化積淀下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強烈的民族情感。他們來到內地大學就讀，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希望自己的民族習慣得到大家的認可和尊重，期待在融入學校環(huán)境的同時保持純正的民族習慣，民族自我保護意識也隨之增強。甚至由于少數民族學生與同學、教師缺乏有效溝通和必要的理解與信任，使得他們在一些瑣事上的不滿情緒得不到及時的疏導，容易產生一些過激的情緒或行為。
三、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日常管理問題的解決途徑
1.加強少數民族學生黨員和干部隊伍的建設。注重從少數民族學生中培養(yǎng)一批學生干部，使他們成為學校開展少數民族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少數民族大學生黨員和干部因為語言和生活習慣、民族意識等方面的優(yōu)勢更易親近和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思想與心理，能更好地預測民族學生的行為趨勢，能及時、有效地反映少數民族學生中的熱點問題與民族問題。同時，通過這部分骨干可以加強少數民族學生的自我管理，如在學校成立由少數民族學生所組成的民工部、學生組織，以協助相關部門開展檢查少數民族學生的宿舍衛(wèi)生等，組織少數民族學生活動為主要工作內容，讓他們成為少數民族學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力量，進而更方便管理少數民族學生。此外，還應該在平時注重對少數民族骨干進行思想素質協調能力、溝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訓，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協助處理各項少數民族學生所遇到的問題。
2.關注學習，因材施教，切實解決學業(yè)困惑。高校應在今后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教學計劃等方面，專門針對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基礎差、漢語水平低等問題做有針對性調整。在加大民族學生的基礎課教學學時的同時，還應該注重實踐課程的學習，引導學生學好各類基礎課程，打好堅實基礎，并不斷提高他們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同時，在班級設置和教師配備上給予傾斜性照顧。任課教師和學生工作人員要明確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基礎情況，對其基礎差、底子薄的狀況予以接受，多給予他們鼓勵與幫助，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此外，還應組織綜合素質全面的學生黨員與少數民族學生結對進行“互幫互助活動”，同時還可以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開展一些有針對性的幫助或舉辦各類活動，切實幫助他們提高語言的應用能力和水平。為了拓展少數民族教育渠道，也為培養(yǎng)更多少數民族人才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和環(huán)境，學校還應積極開設民族文化、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等相關課程，加強對學生的民族文化教育。
3.提高學生工作人員處理民族事務工作的能力，增強工作前瞻性意識。學生工作人員應樹立“民族工作無小事”的高度工作敏感性和責任心，注重積累處理各類問題的方式方法。學校要建立全方位的民族工作培訓體系，將日常培訓與分類培訓相結合，通過講座、授課、主題論壇等形式輔導學生工作人員學習民族知識、了解民族工作內涵，力求打造一支懂民族工作、熱愛民族工作的學生工作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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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痹谶@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huán)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xiāng)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眳菆F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wěn)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fā)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tài)（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guī)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tài)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fā)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tài)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tǒng)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jié)、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tǒng)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tǒng)為基礎，在后天的環(huán)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fā)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qū)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zhàn)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zhàn)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tài)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wèi)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yōu)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保ㄗⅲ盒炖棼悾骸对囌撐覈褡逍睦硌芯俊?，《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yōu)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huán)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yè)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yè)：《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fā)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fā)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fā)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骸对囌撁褡鍌鹘y(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民族地區(qū)經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民族地區(qū)經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qū)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huán)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tài)》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fā)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fā)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fā)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fā)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fā)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guī)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fā)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tài)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huán)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huán)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zhí)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wěn)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tài)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tǒng)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tǒng)，是由中樞神經系統(tǒng)、外周神經系統(tǒng)和自動神經系統(tǒng)組成。中樞神經系統(tǒng)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tǒng)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tǒng)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tǒng)。外周神經系統(tǒng)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tǒng)。（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tǒng)則專管營養(yǎng)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huán)、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tǒng)，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tǒng)。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tǒng)，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tǒng)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tǒng)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tǒng)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梢哉f，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fā)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fā)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qū)，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tǒng)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qū)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fā)展中的共同規(guī)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guī)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fā)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qū)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吹矫褡甯刹坎涣私馍贁得褡迦罕姷男睦磉^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qū)民族關系發(fā)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fā)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qū)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zhí)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fā)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qū)的大開發(fā)。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fā)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qū)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fā)各項戰(zhàn)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fā)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fā)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qū)，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fā)揚優(yōu)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fā)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fā)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fā)展。因為西部大開發(fā)的各項政策和法規(guī)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zhàn)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fā)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痹谶@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huán)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xiāng)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眳菆F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wěn)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fā)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tài)（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guī)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tài)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蓪⒚褡逍睦矸譃槊褡逍睦硭刭|、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fā)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tài)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tǒng)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jié)、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tǒng)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tǒng)為基礎，在后天的環(huán)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fā)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qū)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zhàn)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zhàn)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tài)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wèi)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yōu)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保ㄗⅲ盒炖棼悾骸对囌撐覈褡逍睦硌芯俊罚短m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yōu)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huán)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yè)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yè)：《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fā)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fā)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fā)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骸对囌撁褡鍌鹘y(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民族地區(qū)經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民族地區(qū)經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qū)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huán)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tài)》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fā)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fā)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fā)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fā)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
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fā)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guī)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fā)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tài)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huán)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huán)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zhí)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wěn)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tài)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tǒng)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tǒng)，是由中樞神經系統(tǒng)、外周神經系統(tǒng)和自動神經系統(tǒng)組成。中樞神經系統(tǒng)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tǒng)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tǒng)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tǒng)。外周神經系統(tǒng)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tǒng)。（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tǒng)則專管營養(yǎng)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huán)、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tǒng)，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tǒng)。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tǒng)，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tǒng)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tǒng)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tǒng)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梢哉f，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fā)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fā)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qū)，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tǒng)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qū)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fā)展中的共同規(guī)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guī)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fā)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qū)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吹矫褡甯刹坎涣私馍贁得褡迦罕姷男睦磉^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qū)民族關系發(fā)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fā)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qū)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zhí)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fā)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qū)的大開發(fā)。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fā)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qū)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fā)各項戰(zhàn)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fā)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fā)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qū)，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fā)揚優(yōu)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fā)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fā)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fā)展。因為西部大開發(fā)的各項政策和法規(guī)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zhàn)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fā)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