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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近代文學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1、對前現(xiàn)代性的理解
對于中國近代文學的前現(xiàn)代性,它代表著時代的發(fā)展進程,它是時間概念的一種,它強調一種前瞻、順應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與神話色彩的輪回或者往復循環(huán)的無心注意是相反的,是不可逆的。它是以時代的進步為主線,根據當前社會發(fā)展的進程,對未來的展望及規(guī)劃。將現(xiàn)代動力與前現(xiàn)代性含義緊密結合起來[3]。例如在長篇小說《老殘游記》的文章中就曾這樣描寫,“在茫茫的大海上,東邊有一只輪船隨波出沒,西邊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顛簸。帆船身長二十三四丈,卻滿身千瘡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桿,前后六枝掛著舊帆,只有兩枝新桅桿,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弊髡邉Ⅸ槍⑴f中國比作為這一艘舊帆船,并將這艘舊帆船和輪船對比,展示了作者對新事物,現(xiàn)代動力及機械動力期盼,強烈對比后的思想超越,這就是現(xiàn)代政治文化動力發(fā)展的結晶。
2、近現(xiàn)代文學的解析
對近代文學研究的前提就要先了解近代文學中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各有不同并且涉及方面很廣。第一,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影響因素有自然及社會方面的因素,例如在地域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社會風貌呈現(xiàn)出來的文學特點也不盡相同,在近代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就出現(xiàn)了一地獄為特色的重要作家群體,并且在近代文學發(fā)展的歷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4]。如果這些作家在相同的社會人文背景、自然社會背景下,根據他們創(chuàng)作的相同點與不同點考察他們對近代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歷史意義,對近代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意義。論證他們在歷史的舞臺上發(fā)展的歷史意義,這是很有意義的。第二、個人信仰、社會信仰及學術多樣化的出現(xiàn) ,同樣也影響著文學的創(chuàng)作,例如在宗教政策的影響下,宗教誰贏時代的發(fā)展有更廣闊的發(fā)展,儒家思想以往的大一統(tǒng)思想地位也不在,西方商業(yè)文化及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以其政治經濟方面強有力的地位,對社會各界個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被人們看作為神明的教條和信仰備受沖擊,在社會價值觀、人生價值觀、道德觀念等方面及一些鐫刻在人們內心的安土重遷、重農抑商等觀念都擁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輝煌的大漢朝代丟失了統(tǒng)治天下的地位,以及和大漢文化相應的神圣至尊的東西也收到沖擊。順應時代的潮流,再到元代社會的發(fā)展以往的社會便得到了開放,漢代大一統(tǒng)的地位不復存在。例如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可以講皇帝的形象適度的丑化,來順應時展中文學內容及形式的變更。因為作家對近代文學的的研究是自主的,所以才出現(xiàn)了遍地開花的現(xiàn)象。對文學流派、社團、現(xiàn)象等展開研究。沿用以往的筆記式或序跋等,及專著、文學史等新形式等方面,他們所做的研究已經覆蓋了近代文學的各個部分。
關鍵詞：近代報刊；近代文學；作家；讀者
中圖分類號：G21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10)06―0080―03
學術界早就注意到近代報刊對近代文學的影響：阿英《晚清小說史》(作家出版社1955)指出新聞事業(yè)的發(fā)達刺激了需要，《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詳細梳理了晚清文藝報刊的情況。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yè)編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全面梳理了近代文人與報刊的基本情況。包禮祥《近代文學與傳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討論了各種文體的創(chuàng)作與近代傳播的關系。蔣曉麗《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巴蜀書社2005)探討了近代傳媒對近代文學言述方式、傳播方式、文體、流派的影響。
梁啟超說：“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曹聚仁也說：“中國文壇和報壇是表姊妹，血緣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從側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機器發(fā)達史；而一部近代中國文學史，從側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聞事業(yè)發(fā)展史?！闭\如局中人所言，近代報刊的出現(xiàn)，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近代報刊作為一種公共資源，被近代知識分子充分利用，改變了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當然也改變了中國文學。因為文學發(fā)表途徑和傳播方式的改變，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體式和內容也隨之發(fā)生變化，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呈現(xiàn)出不同的風貌。
近代報刊的出現(xiàn)，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文學場”，為近代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提供新的文化語境，創(chuàng)造了新的生存空間。所謂“文學場，就是一個遵循自身的運行和變化規(guī)律的空間”。文學場的生成一般應具備幾個條件，即創(chuàng)作主體自主性的獲得、象征財富的市場的激勵以及雙重結構的出現(xiàn)(包括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而文學場的內部結構，“就是個體或集團占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結構，這些個體或集團處于為合法性而競爭的形式下。”組成文學場內部結構的個體或集團包括文學賴以發(fā)生和存在的報紙、雜志、出版機構以及具有近代意識的作家。近代報刊不僅為近代文學的發(fā)生開拓了傳播空間、表現(xiàn)對象以及廣大讀者群體，也培養(yǎng)了近代作家的近代意識。
一、近代文學傳播空間的拓展：繁榮的物質基礎
毋庸諱言，近代報刊的產生主要并不是為了文學。洪仁拜在《》中提出“設新聞館”，旨在“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通變，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陳熾《報館》除申明意識外，也強調“達君民之隔閡”。陳衍從張國勢的角度提出中國宜設洋文報館，王韜以報紙能“知地方機宜”、“知訟獄之曲直”、“輔教化之不及”，主張“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梁啟超認為報館能夠“去塞求通”。1896年6月12日，李端提出“廣立報館的主張”，旨在“通今”。孫家鼐認為“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通民情”。總之，是為了通達上下之情和國家富強。
從實際看，最早的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是為了“成人德”，使人明“神理”、“人道”、“國俗”。《特選撮要》也是為了使民眾明道理，“修德從善”。傳教士辦報刊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傳教。改良派、革命派主辦報刊是為了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如《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宣傳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改良主張，《民報》、《民呼報》、《中國日報》等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商人辦報則是以提供信息服務來謀求經濟利益，如《申報》、《上海新報》。文藝報刊固然是為了文學而生，但也還有附帶上述三種目的。《新小說》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寰瑣記》、《海上奇書》、《繡像小說》等有明顯的經濟利益訴求，《言》顯然有傳道色彩。
由于文學特別是小說有“淺而易解，樂而多趣”的美學風格和審美功能， “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梁啟超語)，傳播者為了實現(xiàn)他們的目的，都借助文學，從而拓展了文學的傳播空間。傳教士的報刊為了拉近與中國讀者的距離，用中國古典文學的形式或寫法進行寫作，并且刊登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為了表明其宗教的可取和文明的先進，刊登他們國家的文學作品，以為夸耀。從最早的中文報紙擦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到影響中國士人甚巨的《萬國公報》，莫不如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則主要是因為言禁，為了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借助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宣傳。如梁啟超“專借小說家言，以發(fā)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鄙虡I(yè)報刊一方面是因為言禁，另一方面是為了節(jié)約成本，大量發(fā)表文學作品。三股合力使得近代報刊幾乎都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極大地拓展了文學傳播的空間。
據不完全統(tǒng)計，1815年到1911年中文報刊有1753種，其中多數(shù)刊登過文學作品。這不僅突破了古代文學作品僅僅靠總集、合集、別集和口傳的束縛，也極大地刺激了對文學作品的需求。近代文學的產量之巨是學界公認的，無論那種文體，其數(shù)量均遠軼前代，造成近代文學的繁榮。不僅為了適應報刊的需要和特點產生了新的文體，如新學詩、新民體、各種小說，也使得衰老的一些文體如詩鐘、燈謎等獲得了廣闊的傳播空間。
袁進指出：“凡是近代的進步文人，大抵都與報刊發(fā)生關系。”應該說，近代文人絕大多數(shù)與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于右任、魯迅、吳趼人、譚嗣同等進步文人如此，孫玉聲、袁祖志等舊文人，李涵秋等鴛鴦蝴蝶派作家也是這樣。
王韜(1828-1897)是近代由傳統(tǒng)知識分子成功轉型的傳播者。他18歲成為秀才，旋因鄉(xiāng)試不中，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聘，在墨海書館編譯西方自然科學書籍，編輯《六合叢談》；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后，助人翻譯經書，主編中文報紙《近事編錄》，后為《香港華字日報》撰稿，并于1874年創(chuàng)辦《循環(huán)日報》。
梁啟超在《創(chuàng)辦原委記》中記述了這種混同的情況。包天笑等公開刊登啟事征求小說材料，吳趼人、李伯元等的自我表白，也能夠充分說明這種狀況。身份混同使作家在寫作時混淆或忽略文體的區(qū)別，把消息、議論、說明等文體承載的內容放到文學作品中，用非文學的寫法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新民體、新學詩、政治小說、社會小說、黑幕小說等就是
這樣的產物。這種作品借報刊強大的影響力，迅速被模仿，這是新民體、鴛鴦蝴蝶派作品風行的主要原因。小說戲劇等敘事文體的繁榮，成為文學之最上乘，主要得益于此。近代文學風尚形成快、轉變也快，亦根源于此。
但身份混同使近代作家更接近社會現(xiàn)實，視野開闊，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創(chuàng)作素材和創(chuàng)作沖動。一方面使文學更加關注國計民生，作品反映的社會與人生更為廣闊；另一方面則令作家放棄精雕細琢，影響作品的質量。
三、讀者劇增：干預或參與創(chuàng)作
報刊既經創(chuàng)辦，就要求生存、求發(fā)展，不管是為了經濟效益，還是為了宣傳效果，都必須盡力爭取盡可能多的讀者。因此，各類傳播者在發(fā)行上都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計擴大發(fā)行量。當時報紙的發(fā)行方式多種多樣，主要有：自辦發(fā)行(報童、分銷處)、郵局發(fā)行和中介代銷及三者相結合。刊載文學作品既是擴大發(fā)行量的有效手段，但刊登著文學作品的報刊也為文學作品培養(yǎng)了大量讀者。傳教士所辦的擦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初印500冊。后增至1000冊，最高達2000冊； 《萬國公報》創(chuàng)刊時每期發(fā)行1000冊。M邇貫珍》每期印3000冊。商業(yè)性的《申報》創(chuàng)辦不到1年就可賣3000份，1877年達10000份，其后更達數(shù)萬份。宣傳政見的《時務報》、(清議報》、慚民叢報》、K報》、 《民報》等均在創(chuàng)辦不久就銷數(shù)過萬。許多文藝性的報刊發(fā)行量也很可觀，《減寰瑣記》創(chuàng)刊時銷2000冊。而且報刊的流動性、共享性比書籍強，其實際讀者的數(shù)量比發(fā)行量還要大，這個讀者數(shù)量是過去的作者不敢想象的。大量的讀者使作家可以以寫作為生，并激發(fā)他們的創(chuàng)作激情。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編輯、讀者聯(lián)系的便利和必要，讀者能夠影響創(chuàng)作。讀者的參與使一些作家改變創(chuàng)作計劃，變更故事情節(jié)，改變人物形象，影響了作品的統(tǒng)一性和張力。這是一些近代文學作品質量不夠高的一個因素。讀者的文化素養(yǎng)與傾向，使近代文學更為世俗化，這也是近代文學作品高雅精品較少的一個因素。讀者轉變成為作者的例子很多，有章太炎、王國維等學者型作家，更多的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后者無疑降低了近代文學作品的文化意蘊，加強了世俗性。
四、職責相近：近代作家近代意識的形成
關于報刊的職責，近代不同政見的傳播者的認識有著驚人的相似。梁啟超在(敬告我同業(yè)諸勘中指出，報紙有兩大天職：監(jiān)督政府，向導國民。革命派的件)州日報》同樣認為報館天職“于齊民，須為其導師，而于政府，須為其監(jiān)史”，報館任務是監(jiān)視政府，為民請命?！薄?/p>
這里所說的“國民”，應該是指以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而形成的現(xiàn)代市民階層為主的全體公民。市民階層的獨特生活方式，形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觀念、文化觀念和文化需求，傳統(tǒng)的藝術形式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各種文化需求，近代報刊的出現(xiàn)滿足了他們，從這些報紙上不僅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新聞，因為“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日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保芭蘅梢钥吹缴鷦?、有趣的小說，近代報刊由此被市民階層所接受。
關于近代文學的宏觀研究，以往由于我們特別強調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范化要求和傳統(tǒng)研究習慣的沿襲，大多擁擠在政治——歷史研究的狹窄視點上，缺少更寬闊的視野和創(chuàng)新的學術意識。80年代中后期以來，歷史——文化的研究方法隨著新批評方法的倡導和文化學研究的深入，已為越來越多的文學研究者所接受。郭延禮先生及時吸取了學術界新的研究方法，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與沖撞的背景考察近代文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與以往近代文學的宏觀研究相比，顯示了獨特的視角。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化，既有政治、經濟的變化，又有文化的變化，而對于近代文學的生成來說，文化因素似乎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郭先生由此入手，把握住了近代文學變動的歷史特征和深層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近代文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與近代中國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變動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又深入探討了后西方文化的不斷輸入對近代文學的形成所產生的重要影響，由此重新梳理了近代文學的發(fā)展脈絡，評價了近代文學的性質和特征。郭先生指出:近代文學的形成，除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促動外，還在于作家一種具有近代特征的理性精神的形成。這種理性精神主要表現(xiàn)為對于封建社會結構及其意識形態(tài)價值的懷疑與否定，對以科學和民主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價值的認可與引進。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維新運動中的“吸彼歐美人之靈魂，淬我國民之志”，再到五四的“德先生”、“賽先生”兩大口號的提出，這種近性精神的不斷覺醒與形成過程，正是中國近代文學由表層逐步向深層發(fā)展，直至推動中國文學實現(xiàn)徹底變革的過程。因此，由這種文化變動原因而形成的近代文學的性質，就不僅只是以往被人們確認的單純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它更有著深層的社會文化心理的性質，并且具有著由這一性質而構成的特征。
郭先生特別強調，整個近代文學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一個大變動時代的蛻變過程”。“變”，是近代文學主要的特點。近代文學體現(xiàn)了近代作家鮮明的革新意識和時代意識，體現(xiàn)了近代中國人民族意識的覺醒、個性意識的追求和民主觀念的形成，體現(xiàn)了近代中國人審美心理的嬗變。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結構變化的結果。從這里可以看出，自覺的文化意識和歷史——文化研究方法的運用，使郭先生能夠更為準確而深入地把握住了中國近代文學的發(fā)展特點，也使他這部著作無論是就宏觀視野還是微觀評價而言，都具有獨特的理論風格和個人建樹。
在宏觀結構上，這部著作顯示了極為寬闊的視野和豐富的研究興趣。不僅對以往近代文學研究中被作為重點的研究對象，郭先生又進行了細致的考察，力圖給以新的評價，而.且有許多以往不被人們所重視的研究對象他也給予了重新發(fā)掘。這部著作涉及的文學現(xiàn)象有著非常廣闊的內容，這是本書不同于以往同類著作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因此，在這部近代文學發(fā)展史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主潮文學發(fā)展的面目，如資產階級啟蒙文學、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文學、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可以了解到非主潮文學發(fā)展的軌跡，如桐城派古文、宋詩運動、鴛鴦蝴蝶派文學等，既可以看到構成中國文學主體的漢民族文學的成就，也可以了解到屬于中國文學總體成分的各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風貌;既可以看到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過程，也可以了解到伴隨文學創(chuàng)作一起發(fā)展的文學理論批評的發(fā)展脈絡。同時，出于從中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考察近代文學發(fā)展流變的目的，本書還特別著意于對翻譯文學的梳理與評介，這是為一般的文學史研究者所往往忽略的。
轉貼于 為了發(fā)掘近代文學本來應有的瑰麗豐富的思想藝術遺產，郭先生有意識地貫徹了一種歷史還原意識。這點既表現(xiàn)為該書容納對象的廣闊性和豐富性，又表現(xiàn)為作者那時時處處注重從史實出發(fā)、不苛同于定論、不盲目附和前人的史家眼光。郭先生正是本著這樣一種精神，在長期的研究實踐中準備了豐富而翔實的資料，由此抉微探幽，發(fā)掘了近代文學發(fā)展中許多重要的歷史事實，并對許多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和理論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可以說是郭先生對近代文學宏觀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
郭先生在評論具體作家和文學流派時，本著價值重估的原則，進行了新的評價。特別是對于過去文學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態(tài)度的文學流派(如宋詩派、同光體、桐城派、鴛鴦蝴蝶派)和作家 (如金和、王闿運、陳三立、等)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鮮明。
郭先生的這部《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同以往同類著作相比，還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在宏觀梳理文學現(xiàn)象、概括文學規(guī)律的基礎上，特別注重從微觀的角度對具體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和作品進行細致、深入的內部研究。美國文學理論批評家韋勒克說過:“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fā)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無論怎么說，畢竟只有作品能夠判斷我們對作家的生平、社會環(huán)境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全過程所產生的興趣是否正確。然而，奇怪的是，過去的文學史卻過分地關注文學的背景，對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極不重視，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對環(huán)境及背景的研究上”。韋勒克所批評的這種現(xiàn)象同我們以往的許多文學史研究頗有近似之處。其實，文學史的研究方式應該是多種多樣的，把文學的發(fā)展僅僅作為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衍生物加以看待，是一種研究思維的僵固，它只能造成文學史模式的單一化。真正從內部研究入手，探討文學發(fā)展的內在機制和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對于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學史研究來說，還是一個尚待認真開發(fā)的領域。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會明白郭先生的這部著作在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重大意義。
這部著作在作品內部研究方面的成就還表現(xiàn)在郭先生尤為注意從審美鑒賞的角度分析與評判文學作品，同時注意融入美學理論和專業(yè)技術理論，不流于一般的印象式的分析，不以作品思想內容的價值取代其藝術的價值。這樣的作品分析令人感到有深度、有新意，超越了干巴巴的說教，還文學以豐滿的血肉。如在評價徐枕亞的《玉梨魂》時，郭先生特意分析了這部被視為鴛鴦蝴蝶派領銜之作的長篇小說的文體特征，指出這部小說“凡敘事、對話和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大多是用這種富有彈性和表現(xiàn)力的文言”，“雖中間雜有駢句，但文字流暢，對仗自然，富有表現(xiàn)力”，描寫人物的個性和情感“真實而細膩”，這樣的文字既不同于有人所批評的“空泛、肉麻、無病”，也不同于一般公認的鴛鴦蝴蝶派作品的那種堆砌詞藻、濫用套語、“隨處牽強”、“俱失生氣”的語言現(xiàn)象。因此，郭先生得出結論說:對鴛鴦蝴蝶派的創(chuàng)作也應有區(qū)別地、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不應單從既定觀念出發(fā)一概而論。
一
阿英的近代文學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資料的整理與出版；二是編寫書目；三是研究論著。下面依此順序略加敘述。
（一）編輯與出版中國近代文學資料。
近代文學的下限距離今天還不足一個世紀，但由于學界對這段文學研究的忽視，近代文學研究資料的缺乏已成為研究中最大的困難。近代文學研究資料有三大特點：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這點和古代文學資料的固有基礎和生存狀態(tài)不同。古代文學由于研究長，關注的人多，資料積累比較豐富，總集、全集、別集都有出版，也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許多作家的文集從未出版過，即使已經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難看到，而大量的小說、戲曲、詩歌、翻譯文學的文本又散布在數(shù)百種報刊雜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難度是很大的。為解決此困難，阿英先后編輯了《近代反侵略文學集》和《晚清文學叢鈔》兩套叢書。前者包括《文學集》、《文學集》、《文學集》、《庚子文學集》、《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和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補編》，后者包括小說戲曲研究卷、說唱文學卷、小說四卷、傳奇雜劇卷、域外文學譯文卷、俄羅斯文學譯文卷，此外尚有已編好未出版的文學論卷、詩詞卷、散文與雜文卷，全部《叢鈔》共12卷，500多萬字。加上《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阿英編輯近代文學作品約800萬字。
關鍵詞：中國文學；柏格森；生命哲學；直覺；綿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紀上半葉法國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西方現(xiàn)代美學史上著名的美學家之一，是現(xiàn)代法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而他的影響也超出了哲學范疇，影響到文學、藝術、宗教等各個方面。他的生命哲學理論在五四文學革命的背景下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的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轉型中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思想
縱觀哲學的發(fā)展史，20世紀上半葉法國生命哲學代表柏格森是諸多生命哲學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學理論以生命哲學為基，并在“生命沖動”的觀點下相繼提出了直覺和綿延理論。他的生命哲學觀具有一定的主觀主義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時提出了認識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認為世界的本源和基礎是“生命沖動”，它是一種不受客觀存在和客觀規(guī)律所制約的“創(chuàng)造意志”，是一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動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沖動的觀點下，柏格森還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沖動所激發(fā)。他深受達爾文一般進化論思想的影響，認為生命是不斷進化的，但進化不是生命發(fā)展變化過程中的簡單疊加，亦不是舊的生命為適應環(huán)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轉化：“生命”是不斷創(chuàng)造變化發(fā)展著的。生物在自然社會中進行著殘酷的生存競爭，在生命沖動推動下不斷改變自身適應環(huán)境需要。這正好說明了內在“生命沖動”造成了各種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和變化。他還認為，生命是一種“心理的”東西，是主觀的，像意識一樣具有無限的創(chuàng)造力，它不僅創(chuàng)造了有意識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創(chuàng)造了無意識的物質。有意識的生命沖動推動著萬物進化，促使萬物不斷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不斷進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個連續(xù)不斷的創(chuàng)新過程。雖然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但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并不完全贊成。他認為生命進化不是一條朝著同一方向的線性軌跡，而是向四周飛散，不斷運動和變化著。因此，生命的創(chuàng)造具有不可預測性。(一)直覺直覺是人類的一種意識活動，在科學認識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認為，直覺是突然頓悟而來，是主觀的。對理智進行批判，宣揚直覺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學的重要內容。他認為事物的變化發(fā)展是一個連續(xù)不斷的過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認識它，依靠直覺才能進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來，直覺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本能，一種對即將發(fā)生的事情的預知，是人的主觀的行為。人靠理智而生，而沒有理智的動物則依靠本能。直覺的對象是人的深層自我和世間萬物。因此，直覺不是不變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種靈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導的直覺哲學歸結為：“這是一個轉移注意力的問題，一方面把注意力從根據實際的觀點看使我們感興趣的那部分宇宙轉移開，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轉回到不適用于任何實際目的東西。注意力的這種轉換當會成為哲學本身”。他的直覺主要是一種認識人自身存在主觀形式，而要達到直覺，首要的是“心靈必須違背自身，必須平常在思想時所習慣的地方，必須不斷修正它所有的范疇”，“進行哲學思維，就是逆轉思維活動的習慣方向”。（二）綿延除直覺理論外，在提出生命沖動的過程中，他還認為人的生命就是一種意識的“綿延”，不能分割的整體；“綿延”是一種心理過程，不僅創(chuàng)造意識，也創(chuàng)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進化過程也就是意識的創(chuàng)造過程。他最初是從時間方面給綿延下定義的。柏格森認為，哲學上的大多數(shù)錯誤的根源在于“一種錯覺”，即“把陸續(xù)出現(xiàn)與同時發(fā)生，把綿延與廣度，把性質與數(shù)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這種錯覺，把抽象的時間與具體的綿延分開，才能解決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哲學與科學的關系等問題。柏格森認為，真正能夠用來表示人的生命的時間是一種心理的時間。這種時間不能用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衡量，在這種時間里，不同的剎那匯集在一起，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世界不斷綿延的原因就在于過去通過回憶的方式不斷地進入現(xiàn)實世界，每一時刻不斷更新，產生新的事物，這樣每個時刻世界都是完全嶄新的。過去，現(xiàn)在，未來相互滲透，不斷融合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連綿不斷的流，而這就是綿延。因此，宇宙萬物都就具有綿延的性質。他說：“人的心靈是一種毫不間斷的，永不停息的意識的川流”。
二.對中國近代文學理論進化的影響
在“五四”文化開放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柏格森哲學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識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間，它較為系統(tǒng)地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轉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柏格森哲學傳入中國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首先，一戰(zhàn)后，西方哲學家開始對當時的物質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理性的對比，使知識分子產生了心理上的認同。一戰(zhàn)給人類文明極大的毀滅，戰(zhàn)爭帶來巨大的災難，引起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反思，他們認為，以“直覺”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學產生了。隨著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國早期雜志《東方雜志》，率先介紹了非理性主義的柏格森哲學，它在中國的傳入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必然，但更為重要的是其生長的土壤。20世紀初的中國，幾乎西方各種思潮都在中國得到介紹，然而有些思潮因與傳統(tǒng)文化的結構相距甚遠，或因與中國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曇花一現(xiàn)。柏格森哲學雖然來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學與傳統(tǒng)儒學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傳入不但不會破壞儒學基本內容，相反還能增強儒學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國學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學創(chuàng)立“新儒學哲學”。張君勵利用柏格森哲學創(chuàng)立“人生觀”體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學易于在中國傳播。五四時期中國雜志發(fā)表了很多論文，充分地表明中國思想界在有意識地學習柏格森哲學思想。如譯作《如合力》有重點地介紹了柏格森的思想。傳播柏格森哲學最突出的學者是李石岑和張東蓀。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學與羅素哲學、杜威哲學進行了對比研究，發(fā)表《柏格森哲學與實用主義之異點》等文章，他在擔任《民鐸》主編時，把《民鐸》作為宣傳柏格森哲學思想的主要陣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鐸》雜志第3卷第1號，李石岑把它編成“柏格森號”，共刊出18篇文章。他還把介紹和研究柏格森的學者團結在《民鐸》雜志的周圍，使他們成為宣傳柏格森哲學思想的中堅人物，在推動柏格森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張東蓀也是一位傳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過翻譯柏格森的哲學原著來向中國讀者介紹柏格森哲學，對后來柏格森著作的翻譯和研究產生過很大影響。在柏格森哲學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幾位知識分子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運用柏格森的哲學理論來重新佐證傳統(tǒng)的儒學思想，建立了新儒學。杜威在中國宣傳自己學說時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學，提高了人們對柏格森理論的興趣。杜威介紹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現(xiàn)在還在巴黎當教授，這一年正值達爾文的《物種由來》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學，就是發(fā)揮進化論哲學的一部分意義。杜威在中國的講演，使更多的青年學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柏格森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比較全面地介紹柏格森思想體系的，是191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書。其中，柏格森哲學作了詳細的介紹。由于商務印書館在當時中國知識界的聲譽和影響，這本書的出版無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學在中國傳入的步伐?！拔逅摹睍r期新創(chuàng)辦的一些雜志刊物，也發(fā)表了不少宣傳柏格森哲學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鐸》、《哲學雜志》、《改造》等。這些雜志充當了傳播柏格森哲學的媒介，成為宣傳柏格森哲學的陣地。著名學者馮友蘭在《新潮》第3卷1期發(fā)表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在附記中說：“此文前段有論智識主義的一段，似乎可以對于國內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點貢獻。”綜上所述，對柏格森哲學在中國傳入后，文學開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簡單描繪到人的主觀感情的書寫，開始了真正意義上對人的發(fā)現(xiàn)。
三.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對中國近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關鍵詞：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 歷史 研究
一、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概述
“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指的是二十世紀末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仍在發(fā)展的一個文學進程。是古代中國文學到現(xiàn)代中國文化發(fā)展、演變并最終成為現(xiàn)代文學的完整過程。作為推動中國文學向世界文學格局并入發(fā)展的重要進程，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在中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與交流中形成了文學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識，并且從文字和語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國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舊交替中收獲的成果和精神?，F(xiàn)階段，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主要包括以下主要類型：即將融入“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中華民族靈魂”的主題文學；以“悲涼”為主要內容的現(xiàn)代美感文學；從文學語言結構中散發(fā)出來的藝術風格現(xiàn)代文學等。
二、世界文學形成及發(fā)展進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觀點為出發(fā)點，對世界聲明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到來，因此，隨著世界各民族的開放及發(fā)展，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區(qū)域的文學匯聚形成了世界文學，因此，拋卻世界文學單獨敘述某一個國家文學的獨自發(fā)展已經脫離了事實，由此可見，二十世紀的文學已經不再是國家封閉環(huán)境內發(fā)展起來的文學，而是世界共同發(fā)展而來的文學。
世界文學不斷發(fā)展，直至二十世紀末期才達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學的過程中，各個國家的融入途徑也不相同。首先，獲得獨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學史》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匯入世界文學。其次，具有豐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陸和亞洲則有所不同。二十世紀非洲的傳統(tǒng)文化開始向現(xiàn)代文化轉變。而亞洲日本、印度則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開始了自我現(xiàn)代文學的崛起，從世界各種文學成果中汲取經驗和靈感，以推動本土文學的前進。
而中國，也在世界文學迅速融合發(fā)展時同步發(fā)展，盡管遇到了一些險阻，但是卻從失敗中學到了文學藝術、經濟法律、政治觀念等。其中，裘廷梁《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將文學媒介中的問題清晰的提了出來。而這代表著中國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開始劃清，包括文學觀念、作家語言、表現(xiàn)手法及地位。時期，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蓬勃發(fā)展時期，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是在極其痛苦、充滿不堪的情況下融入世界文學的。
三、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現(xiàn)代悲劇感
在不斷發(fā)展中，中國文學向世界展現(xiàn)了本身燦爛的東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現(xiàn)著自身發(fā)展中的創(chuàng)造性，對于世界文學的研究一直都在進行，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卻一直停留在淺顯層次，甚至無法明確二十世界中國近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和影響。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風順。因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極其貧瘠的亞洲，文學的發(fā)展環(huán)境過于動蕩不安。
首先，這個時期的文學擔當起了對大眾啟蒙的職責，并且企圖通過民主、科學的方式來打擊封建傳統(tǒng)，魯迅就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中的代表者。文學圍繞著政治形勢做著一切宣傳，并且不斷服務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斥著焦慮、危機的時代，因此，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表達中充滿了對生命及社會的焦灼感和危機感，并且表現(xiàn)出與十九世紀激情、正義、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學氣息，筆者將這種氣息歸納為充滿現(xiàn)代悲劇感的氣息。其次，在世界焦慮的影響下，二十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在悲涼沉郁當中繼續(xù)前進，但卻少了真正意義上的號召力，號召內容嚴重空泛含糊，給眾人一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錯覺，充滿了時代悲哀與悲戚。
四、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變異
單純從表面內容上對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整體性進行分析，不難看出文學發(fā)展進程與藝術形式有著密切關系。而中國文學史上，也發(fā)生了以文學藝術變化為主體的形式變異，文學的不斷發(fā)展使得不妥協(xié)的形式革命代替了傳統(tǒng)上遞增并存形式的興衰變化。一直占有文學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詞、詩的主體文學地位也開始動搖，文言小說幾乎消失，而現(xiàn)代短篇小說、散文詩、報告文學、話劇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學文體開始出現(xiàn)在文學領域。令眾多擔心的不是新型文學的出現(xiàn)，而是每一種文體都是新出現(xiàn)的，而且在文學表現(xiàn)上還不完全成熟，在發(fā)展中勢必面臨著更多更艱巨的挑戰(zhàn)。
五、總結
總之，文學領域是一個新舊交替時常發(fā)生的領域，不斷都新鮮熱血流入文學領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結論。盡管從整體對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進行分析，充滿了變數(shù)，也缺乏更充分的資料支撐。但是，通過本文對世界文學及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發(fā)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將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多元化相融合將會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最正確、最合理的發(fā)展方向。
參考文獻：1.王成一，崔斌.《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道德'》[J].山東社會科學，2009，（1）
關鍵詞：日本文學史；課堂教學模式；學生參與；創(chuàng)新思維
日本文學史是高校日語專業(yè)高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各學校都很重視。但很少有學者歸納總結教學方法，絕大多數(shù)學校采取的都是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傳統(tǒng)教學模式，學生參與的機會少，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這種教學模式不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分析能力。
筆者在大學教授日本文學史，一直以來運用的也是單純講授的教學模式，學生很少參與其中。筆者把自己準備的講義教案和平時積累的知識拷貝進學生的腦海里，學生只顧做筆記，沒有人提出異議。然而，期末考試的結果并不理想，面對需要自由發(fā)揮的小論文題型，學生不知從何處下筆，很多人僅能列舉文學事件，個別學生能夠圍繞題目展開論述評價，但基本上都是在默寫課堂筆記，缺乏獨特的見解，更不用說創(chuàng)新思維了。這種教學模式不可能培養(yǎng)出創(chuàng)新型人才，特別是通過給1990年后出生的學生上課，筆者深感必須要改革傳統(tǒng)教學模式，而且時間非常緊迫。
90后大學生，喜歡以自我為中心、沉迷電腦網絡，關心新事物，熱衷于挑戰(zhàn)新領域，有常人看來另類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不愿意走尋常路，并且極力表現(xiàn)自己的個性。因此他們在學術領域的創(chuàng)新是極有可能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作為任課教師就應該盡快幫助學生啟動創(chuàng)新思維，為他們搭建一個展示自我的平臺，使他們成為課堂教學的核心。
此外，未來在日企工作決定了學生要具備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F(xiàn)階段以及未來日語專業(yè)的畢業(yè)生在日企長期從事專職翻譯的越來越少，多數(shù)人被要求兼做行政、企劃、人事、總務等工作。這就要求畢業(yè)生成為一名既懂外語又具備創(chuàng)新思維且能單獨負責一方面工作的復合型、實用型人才。根據畢業(yè)生的反饋信息，能夠獨立策劃，關鍵時刻還能充當翻譯的職員會獲得更多的晉升機會，企業(yè)的領導層會及時放權，給職員施展才能的空間。課堂教學可以借鑒企業(yè)管理的經驗，不能束縛學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日本文學史正是這樣一門可以自由發(fā)揮的課程，學生可以充分展示想象力，在文學的海洋中暢游。
日本大學的國語系同樣開設日本文學史課程，其教學模式值得我們借鑒：由導師帶領研究生按照研討會的方式授課，或將講義內容分為若干章節(jié)，由學生講解評述，導師補充點評。這就需要學生課前做好準備工作，如查找資料，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寫提綱等。導師的職責是推薦參考文獻，主持研討會，對學生發(fā)表的內容進行指導和評價。這樣做可以讓學生由被動接受變?yōu)橹鲃犹剿?，由課堂教學的“配角”變身為“主角”，能夠很好地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創(chuàng)新、分析能力以及口才。
筆者所在的廊坊師范學院日語系是一支重視教學并且能兼顧科研的優(yōu)秀青年團隊，包括筆者在內，專門研究日本文學的教師有兩名，其他教師對日本文學也很精通。所以由筆者擔任項目負責人，同幾位同事組成課題組來進行日本文學史課程的教改。首先課題組重新修訂教學大綱，然后對教科書的內容進行專題分類，接下來分配各自的工作：項目負責人承擔每一章概況部分的講授任務，并負責課堂錄像，主持研討會和總結評價，課題組成員每人負責指導幾名學生，糾正他們的發(fā)音，指導他們查閱資料，組織小規(guī)模的發(fā)表討論練習，讓學生找感覺，盡快適應新的教學模式。
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學以小說創(chuàng)作為核心，出現(xiàn)了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享譽世界的文學家，所以小說部分的專題講解是日本近代文學史課程的主要任務。把講臺交給學生是本次教改的關鍵，按學生學號順序分配工作，每位學生負責一兩位作家的講解。這種做法可以避免發(fā)生誤會，有的教師總是給成績好的學生更多機會，而成績差的學生常被邊緣化，時間久了他們會自暴自棄，對該課程和任課教師產生排斥心理。筆者只是建議學生要擅于運用自己的強項，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對講解方式不做要求和限制。筆者對日本近代文學的概況進行了講解和論述后，正式開始以學生為主講人的專題課程，并為他們錄像（錄像既為了保存教改資料，同時也是為了讓學生通過看回放來糾正自己的儀態(tài)和發(fā)音）。第一位學生的表現(xiàn)就超出了筆者預想：她負責講解兩位寫實主義文學的先驅——坪內逍遙和二葉亭四迷，幻燈片制作的非常精致，還從網上找到了作家的照片（插入圖片可以拉近與聽眾的距離），內容很豐富且有條理，主次分明，將重點放在了對二葉亭四迷的介紹上（二葉亭四迷的《浮云》被譽為日本近代文學的出發(fā)點），分為簡介、生活經歷、作品介紹等幾部分來講解，然后著重介紹了《浮云》。講解結束后其他學生報以熱烈的掌聲，一些學生還指出了主講人的優(yōu)點和缺點。接下來筆者提出一個問題：“浮云”的象征意義是什么？她回答說，女主人公阿勢思想左右搖擺，就像游弋在其他人物之間的一朵浮云。這是她通過精讀作品得出的結論。筆者提示說，如果再仔細閱讀，就會發(fā)現(xiàn)在明治初期的社會背景下小說中的四個主要人物都像是浮云，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異。隨后筆者從《浮云》中選出一些精彩的篇章段落給學生朗讀，讓學生在聽故事的過程中品味日本文學的特色，激發(fā)他們的好奇心，同時也是有意嘗試將日本文學史課和日本文學選讀課結合起來，使學生的研究不脫離作品，有助于將來畢業(yè)論文的撰寫。幾位學生還談了對《浮云》的看法，有的人欣賞二葉亭四迷的創(chuàng)作風格，覺得寫實性強，但也有人表示作品讀起來很壓抑，不如中國小說看起來爽快。學生們討論得很熱烈，可見大家課前都做了準備，最后筆者對整堂課進行了總結。之后的幾位學生發(fā)言各具特色，而且在筆者的引導下，他們越來越重視對作家代表作的分析。其中一個學生在講解尾崎紅葉的《金色夜叉》時，播放了一段視頻：一個美少女伴隨著動聽的音樂講述小說的精彩片段。由此可見90后學生對新媒體的熱衷，這種創(chuàng)新式的做法值得發(fā)揚和推廣。學生在論述作家作品時，能夠不循規(guī)蹈矩，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有些想法與傳統(tǒng)認識大相徑庭。雖然一些觀點缺乏足夠的依據，但是這種創(chuàng)新思維應該受到鼓勵。該學期的日本文學史課程進行得非常成功，學生普遍認可這種教學模式，評教成績很高。
課題組將這種教學模式命名為“TJXT”，即T團隊合作、J教師主講、X學生課堂發(fā)表、T討論及總結。實踐證明，該模式有利于整合教師和學生的智慧，展現(xiàn)團隊精神，培育創(chuàng)新思維。授課過程中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例如：由于時間有限，名作賞析內容所占比例較少；學院圖書館日文版日本近代文學圖書資料偏少；多媒體教室電腦病毒多；學生的詞匯量、語法水平以及閱讀能力有待提高。另外“TJXT”教學模式簡單可行，實用性強，具有極高的推廣價值，可以作為今后全校公選課的授課模式。日本的文學作品是我們了解日本人的重要途徑之一。文學包羅萬象，學習日本文學不僅可以了解日本的文化，而且可以了解日本的政治、經濟、歷史、國民的心理和性格，做到知己知彼，這樣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